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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不該被諷刺為“孫大炮”

歷史 雅雯 1年前 (2018-04-29) 137次浏览

孫中山不該被諷刺為“孫大炮”

孫中山在檀香山宣傳革命的舊址孫中山在檀香山宣傳革命的舊址

孫中山為什麼被稱為“孫大炮”,其原因眾說紛紜。其中流傳最廣的一種說法出自唐德剛《袁氏當國》一書,說袁世凱聽了孫中山的鐵路計劃后,“背後語人,就說孫文是個‘大炮’”“中山的‘大炮’的諢名,據說就是袁世凱叫出來的”。至於“孫大炮”一詞的內涵,今人多認為名副其實,如有網友說,“用在這人身上倒是再合適不過了,孫中山那麼大名氣……好說空話忽悠人,實際辦成的沒幾件”。

揆諸史料,以上說法,其實並不成立。

將“孫大炮”和鐵路計劃聯繫在一起的是革命黨人,而非袁世凱

所謂“大炮”,來源於粵語“車大炮”(也作“扯大炮”),意指吹牛、說大話,後來也被客家話借用。孫中山給人留下“車大炮”的印象,始於他在海外宣傳革命時期。當時華僑上層人士多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黨,使革命黨的活動難以開展。1910年,孫中山在芝加哥拜 訪問中國大陸僑時,一個開洗衣店的華僑對他說:“你不要進來,我不聽你的‘車大炮’,你要進來,我就用燙頭擲你!”孫中山只好“很誠懇地笑笑、點點頭”。①這位華僑顯然是用“車大炮”質疑孫中山推翻滿清的革命主張。

此外,孫中山被視為“車大炮”,還和他民國初年提出的《建國方略》有關。胡適即在一篇文章中說,“中山先生以三十年的學問,三十年的觀察,作成種種建設的計劃,提出來想實行,萬不料他的同志黨人,就首先反對。客氣的說他是‘理想家’,不客氣的人嘲笑他是‘孫大炮’!”②孫中山提出“知難行易”的觀點,也有回應這種嘲笑的用意在其中。

在這些建國計劃中,鐵路問題是最為人所詬病的。有人回憶,“由同盟會改為國民黨,分子複雜,中山先生提出建設鐵路計劃等等,內部就有人詆毀中山先生為‘孫大炮’總理主張修建十萬英里的鐵路,許多人認為總理理想太高,不能實現,加他以‘孫大炮’的諢號來譏笑他”。③將“孫大炮”和鐵路計劃聯繫在一起的是革命黨人,而非袁世凱。

孫中山自己,也常在演講中用“孫大炮”這一綽號自我調侃

對於“孫大炮”的政治含義,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解釋。

·反孫者將“孫大炮”作為一種侮辱性稱呼,視孫中山為“只會說大話、放大炮的一個人”,毫不尊重

辛亥革命后,孫中山回國活動,“車大炮”這個稱號也隨之被帶回國內,並進一步變為“孫大炮”,成為政敵對他的常用蔑稱。1913年,孫中山赴北京會見袁世凱,在宴會上,有北洋系軍官高聲議論“共和是北洋之功”,“孫中山一點力量也沒有,是大話,是孫大炮”“大騙子”。面對此情此景,孫中山表現的還是“從容如常”。④

譚延闓早年身屬晚清立憲派,當時在他看來,“孫是只會講外國話而沒有讀多少中國書的一個革命黨人”,“所以也就開口閉口跟着一些人罵孫中山只會說大話、放大炮的一個人,亦呼孫中山為孫大炮”。後來譚延闓改奉革命理論,回顧說:“我自追隨孫先生左右,朝夕領教以來,才逐漸認識到,孫先生是不如我從前所聽說的孫大炮,而確實一個文通中外、學貫古今的有真才實學的人,是排滿、反袁、打倒北洋軍閥的一個真正領導人。”⑤

早年投身革命的袁同疇則回憶,陳炯明不滿孫中山,“開口閉口都稱‘孫大炮’”,他當時“雖不是國民黨黨員,聽起來也刺耳。無論如何,孫先生總是上官,陳氏總是部下,部下對上官可以這樣侮辱嗎?”⑥顯然,在革命黨人眼中,“孫大炮”是含有侮辱之意的。

·挺孫者認為“孫大炮”綽號表現了孫中山的理想主義精神;而孫中山自己也不因有這樣一個綽號而生氣

在孫中山黨人、政敵之外的第三方人士,提到“孫大炮”這個詞時,多少是含有一些讚許之意的。1919年,陳獨秀在文章中說,“有一班人因為孫中山好發理想的大議論,送他一個諢名,叫做孫大炮。威爾遜總統的平和意見十四條,現在也多半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我們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在這裡,陳獨秀是用“孫大炮”形容孫的理想主義。

1926年,張友漁曾甚至撰文為“孫大炮”這個綽號辯護,說“今日的中國,實嫌放大炮的人太少了。無論在思想上,政治上,社會上,都有許多洗不盡、掃不完的垃圾,非用大炮轟去不可,大炮之名,又何必避呢?”“故孫中山被稱為大炮,適足見他的偉大,放冷箭的人們,可以休矣!”⑦在這裡,“孫大炮”被視為了一種讚美。

其實孫中山本人對於“孫大炮”這個綽號,也並不十分在意。有一次,他在演講開始時,特意說:“廣州有很多人叫我做‘孫大炮’,好吧,現在我就要開大炮了”。1922年,陳炯明發動兵變后,孫中山發表演說時,也提到:“人說我孫中山車大炮,但這回大炮更是利害,不是用實心彈,乃用開花彈……不難於三小時內把他六十營陳家軍變為泥粉。”⑧

胡適:中山先生所受最大冤枉,就是被指為理想家,不是實行家

·在革命理想方面,孫中山畢生都在身體力行,努力要去實踐自己放過的炮

孫中山讓人覺得是“車大炮”,處事過於樂觀,常常超出普通人的理解,是一個重要原因。如1918年,早先對復辟態度曖昧的徐世昌當選北洋政府大總統,孫中山對參與非常國會的議員丁超五說:“我們要打倒徐世昌。”丁超五謹慎地回答:“我們沒有這個力量,不應當說這個話。說了要招人之忌,遭到反擊。”孫中山不以為然,反問說:“難道我們連說話的勇氣全沒了么?”丁超五後來頗為感慨地回憶,“先生被有些人譏誚為‘孫大炮’,其實,他是正氣充沛,敢於表達自己的見解。”⑨

事實上,孫中山畢生,都在身體力行地去實踐自己放過的炮。自1894年創立檀香山興中會開始,至1911年黃花崗起義,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前後發動了10次起義。1910年芝加哥華僑覺得推翻滿清是不現實的,期望穿着從保皇黨那裡獲得的官階、官服,以後回鄉光宗耀祖。誰知道沒有兩年,清廷就倒台了,“車大炮”成了真。民國建立后,孫中山為實現共和理想,在十幾年間,發動“二次革命”,興兵討袁,兩次領導護法運動,三次在廣東建立軍政府。孫中山晚年所心繫的北伐,也在其去世后不久,獲得成功,使中國統一在國民政府名下。

·至於孫中山最為人詬病的“十萬英里鐵路計劃”,其實也沒有一般人所想象的那般離譜

孫中山的“十萬英里鐵路計劃”,是今人嘲笑其乃“孫大炮”的最重要的史料依據。常見的意見有二:1、孫在民國初年提出的“十萬英里”這一數字太過浮誇,須知,至1950年,全國鐵路通車總里程尚只有22238公里。至2015年初,中國鐵路總里程才突破11.2萬公里。2、孫刊登在《建國方略》中的鐵路規劃圖,“與其說是鐵路規劃,還不如說是各大中城市之間的連線遊戲……相信施工人員看到那麼多筆直線路,上吊投河的心思都有了!”

孫的鐵路計劃之里程,有兩個重要數據。一是1912-1913年間,孫多次對外宣傳“我十年之內必能為中國造二十萬里鐵道”、“期限十年,壯二十萬里之聲勢,活四百兆人民之命脈”。二是1919年在《建國方略》中所設想的“若以此十萬英里之鐵路,在十年內建築之,機關車與客貨車之需要,必當大增”——據孫的描述,其設計的鐵路系統,合計7.6萬英里,但因“多數幹線當設雙軌,故合數計劃路線計之,至少當有10萬英里。”

不管是“二十萬里”,還是“十萬英里”,日後中國鐵路的發展速度都遠沒有達到孫的期望。從這個角度來看,孫被稱為“孫大炮”,似乎也是無可厚非的。不過,值得指出的一點是:孫當年特別參考了美國鐵路的發展史——譬如,孫曾聲稱“如美國現有鐵道二十餘萬哩,合諸中華里數,則有七十萬里。乃成全球最富之國。中華之地五倍於美,苟能造鐵道三百五十萬里,即可成全球第一之強國。”——考慮到美國在1880-1890年間,所建造的鐵路確實超過了二十萬里,而孫又一再強調自己的建設計劃的核心,旨在通過出讓一定年限的經營權,引入美國資本、法國資本乃至日本資本來為中國修築鐵路,則所謂十年建造“二十萬里”、“十萬英里”的鐵路,雖然不太現實,卻也還算不上非常離譜。

至於孫所設計的“鐵道線路規劃圖”,倒確實存在着非常多不專業的地方。端納曾陪伴孫做過一次北方鐵路考察之旅。他親眼見到孫坐在列車裡繪製線路圖,“小小的鐵路建設者坐在他的地圖前,在一處標上一條新線,把這條線取直,又把那條線取直。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夢想中,沉浸在那種使你脈搏跳動、血液沸騰的夢想中。最後所有的省會都被幹線連起來了,所有專區城市都用小線連起來,在各個方向還有分支,就象大榕樹一樣,這是一個令人驚奇的製作。”端納也提出了自己的質疑,他認為孫在畫線時並沒有考慮到懸崖或峽谷、山嶺或冰川、森林或沙漠,河流或湖泊——“博士,那條繞過西藏的鐵路永遠也沒法建成。你可以用毛筆和墨水來建,僅此而已。你的線路要經過的一些通道有18000英尺高。”

但孫中山繪製的畢竟只是一張粗糙的示意圖,而不是精確的線路施工圖。對示意圖裡的“直線”,似不宜苛責過多。

最後,關於“孫大炮”這段歷史公案,不妨以胡適對孫的評價作結:

“中山先生是一個實行家,凡是真實行家都有遠見的計劃,分開進行的程序,然後一步一步的做去。沒有計劃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裡說‘專尚實際、不務空談’,其實算不得實行家,只可說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說他是‘理想家’,不是實行家。其實沒有理想計劃的人決不能做真正實行家。我所以稱中山先生做實行家,正因為他有膽子敢定一種理想最大的建國方略。但是大多數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聽見十年二十年的計劃。就矇著耳朵逃走,說‘我們是不尚空談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這個虧。不是吃他的理想的虧,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認作空談的虧,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實行,全是為了這個緣故。”⑩

註釋

斌林:《關於辛亥革命前孫中山在美國芝加哥活動的回憶》,《廣東文史資料(第25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8頁;②胡適:《知難,行亦不易》,朱正編選《胡適文集(第3卷)》,花城出版社2013年,第36頁;③朱蘊山:《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追憶宋玉琳與韓蓍伯》,《朱蘊山詩文集》,團結出版社2008年,第113頁;《總理遺囑的意義》,朱燕平編《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文獻類編1927—1949》,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4頁;④張國淦:《孫中山與袁世凱的鬥爭》,劉萍、李學通主編《辛亥革命資料選編(第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316頁;⑤方鼎英:《譚延闓的湘軍及其與孫中山的關係》,《廣東文史資料精編(上)》第1卷,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468、469頁;⑥張朋園等記錄《袁同疇先生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80頁;⑦張友漁:《革命黨與大炮》,《張友漁文選(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0頁;⑧段雲章、沈曉敏編著:《孫文與陳烔明史事編年》,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30、531頁;⑨丁超五:《護法時期追隨中山先生瑣記》,《文史資料選輯(第103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年,第74、75頁;⑩胡適,《〈孫文學說〉之內容及評論》,刊於1919年7月20日《每周評論》第31號。

2016-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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