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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者和被批判者

歷史 欣怡 7个月前 (09-19) 220次浏览

來源: 家住未名湖

作者: 洪子誠

1965年秋天到1966年上半年,我和學生一起,在北京近郊農村的朝陽區小紅門參加「四清」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那時,我畢業留校任教已有四個多年頭。6月1日,中央電台廣播了聶元梓等的大字報後,學校很快派進「工作隊」,並要我們立即返回,參加被稱作「文化大革命」的運動。踏入校門,看到到處貼滿大字報,到處是騷動激昂的人群:這很有點像我想像中的或從文學作品中看來的「法國大革命」(或俄國「十月革命」)的樣子。按當時的規定,我不再到學生的班裡去,而返回教研室,教師集中學習、開會。

6月上旬的一天,我任班主任的那個班的一個學生幹部來到我的宿舍。敲開門後,站著且神情嚴肅地通知,下午去參加他們的班會。我問會議的內容,他不肯坐下,也沒有回答徑自離開。下午2點我來到32樓,樓道裡貼滿了大字報。也有關於我的,還配有漫畫,好像是契訶夫小說中的人物凡卡在跟我說著什麼——《凡卡》是我給他們上寫作課時分析過的文章。我來不及細看,推開他們通常開班會的房門,發現全班三十幾位同學都已擠在裡面。所有的人都沉默著,屋裡出奇的安靜;都看著我,卻沒有人和我打招呼。我看到床的上下層和過道都坐滿了人,只有靠窗邊空著個凳子:意識到這是我的座位。便低著腦袋,匆匆走到窗邊坐下。

這時,主持人宣布:「今天我們開班會,對洪子誠同志進行批判。」這突如其來的「批判」,和突如其來的「同志」的稱呼,頓時使我沒有一點思想準備的腦子陷於慌亂之中。接著便聽到「洪子誠你要仔細聽大家的發言,老老實實檢查自己……」的話。於是,我幾乎是下意識地掏出筆記本,轉身面向桌子作著記錄。從批判發言中,我逐漸明白了我的問題是什麼。一是在教學中,散佈資產階級毒素,特別是小資階級情調;另一是當班主任犯了「階級路線錯誤」,重用出身反動階級家庭的學生。不錯,團支部和班會幹部大部分出身革命幹部和貧下中農家庭,但「洪子誠沒有真正依靠我們,思想深處是喜歡那些少爺、小姐的」。發言有的尖銳激烈,有的語調措辭卻有些遲疑;可能是前些天還稱我老師,現在當著我的面,不知怎樣才能做到理直氣壯直呼我的名字。桌子是靠牆放的,這使我記錄時可以不面對學生,情緒也因此稍稍安定。

大約過了一個多鐘頭,已經有些平淡的會議,突然出現一個小「高潮」。一位坐在上鋪的學生揭露我在課堂上「放毒」,說到激動處,放聲大哭起來。「你不讓我們寫遊行見到毛主席,是什麼居心?!我們革命幹部、貧下中農子女最熱愛偉大領袖,我們最最盼望、最最幸福的時刻,就是見到他老人家,你卻不讓我們寫……」他哽咽著,無法再說下去。這真誠、發自肺腑的控訴,引起在場許多人的共鳴;有人便領著呼叫「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我愣住了,但他說的確有其事。在寫作課上(畢業後我一直給中文系和文科各繫上「寫作課」),通常對一年級剛進校的學生,會出「初到北大」之類的作文題,許多人便自然會寫他們參加國慶遊行的情景。在文章講評時我好像說到,如果我們要戰勝平庸,就要注意和培養你的敏感,發現你的真實體驗;拿遊行這件事來說,每個人的發現是不相同的,因此,不要千篇一律地從準備、出發,寫到見到毛主席,到最後回到學校;可以寫出發之前,也可以寫歸來之後;你所認為最重要的,並不一定是最值得寫的……這個同學說的,應該是指這件事了。在這個「高潮」出現之後,批判會倒不知如何再進行下去。於是,主持人宣布結束。屋子裡又回復到開始前那種異樣的安靜。我收起本子,在眾人沉默的注視下,匆匆離開。

回到宿舍,從本子上一條一條地看著我的「錯誤」,越看越覺得傷心、委屈,甚且產生怨恨的情緒。回想著我如何認真準備每一次課,如何批改每一篇文章,在上面密密地寫著批語,如何對學生個別指出存在的問題……我忘記了當時的社會情勢和社會心態,鑽牛角尖地想不通:真誠的勞動為何得不到承認,反而受到指責。很長一段時間,便陷於「自艾自憐」的沮喪之中,並為這種情緒尋找合理的解釋。但這件事很快就被「我們」忘記。說「我們」,是因為不管學生還是我,都被引導並投入到對更大的事件和更大的人物的關注。大大小小的批判會,在那幾年,也已成為家常便飯。我和學生的關係,從表面上看,很快也恢復到原先的狀況。而且,好像是一種默契,關於那次批判會,我們後來誰也沒有再說過一個字。但是,對我來說,存在於心理上的隔閡、障礙,卻沒有完全消除。

重新想起這件事,是到了1969年10月底的時候。那時,我和大多數教員,已被宣佈到江西鄱陽湖畔的「五七幹校」勞動。臨走前,有許多事要處理:書籍裝箱存放;購置勞動生活的用品;覺得很可能不會再返北京,便和謝冕、周先慎騎著自行車,跑遍北京有名的古蹟勝景攝影留念… …最讓我傷腦筋的是,大學入學以來的十多本日記如何處理。不論是帶走,還是放在系裡寄存下放教師物品的倉庫,都覺得不妥當。倒不是裡面有什麼「裡通外國」之類的秘密,而是寫給自己的文字,不願意讓別人讀到。想來想去,終於在走之前的一天,在19樓(中文、歷史系的單身教員的住處)前面樹叢間的空地上,一頁頁撕開燒掉。燒時不免留戀地翻讀,然後看著它們成為黑灰。在讀到58、59年間的那些部分時,我發現,原來那時我也充當過激烈的「批判者」的角色。

1958年,我已是二年級學生。「反右」運動結束不久,便是全國的「大躍進」。除了參加修建十三陵水庫,參加除「四害」,「大鍊鋼鐵」,參加為創小麥畝產十萬斤紀錄深翻土地的運動外,在學校便是「拔白旗、插紅旗」— —批判「資產階級」專家權威。北大是著名學者薈萃的地方。我們進校之前,對文史哲「權威」的名字就耳熟能詳。他們大多在這個運動中受到「衝擊」。記得,中文系的語言學家王力、岑麒祥、袁家驊、高名凱,作家和文學史家吳組緗、林庚、遊國恩、王瑤,他們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在這期間都受到批判。而我所在的班,批判的是王瑤先生。

直到現在,我仍不清楚這個「任務」為什麼交由我們班來承擔。我清楚的是,無論作為一個運動,還是具體批判對象和批判方式,都不只是學校的事,更不可能是我們這些很少政治經驗和閱歷的青年學生所能決定。對王先生的著作,主要批判的是他的《中國新文學史稿》——這是1949年以後最早出版也是當時最有影響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當時,我們實際上還未學習現代文學史課程(那是三年級的必修課),書中述及的許多文學現象和作品,對我們來說都很陌生。但是,既然認定《史稿》是資產階級性質,我們這些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小人物」,就有資格藐視權威。於是分成幾個小組,分別就文藝界「兩條路線鬥爭」、「黨的領導」、「研究方法」等若干專題,進行準備。我被分在最後的小組。我們先學習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講話》,學習週揚總結「反右」運動的文章,然後根據我們所掌握的這些「武器」,來尋找《史稿》中的資產階級立場、觀點和方法。當時,暑假已經開始,我在參加了幾次討論後,便回南方的家鄉。待到開學歸來時,同學們已寫出幾篇批判長文,並已交到雜誌社。不久,這些鋒芒畢露的長篇文章,便在下半年的文藝界權威刊物《文藝報》和《文學研究》上刊出。其中最主要的一篇,題目是《文藝界兩條道路的鬥爭不容否定——批判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作者署名為「北京大學中文系二年級魯迅文學社集體寫作」 。是的,當時我們班組織的文學社,便以「魯迅」命名。我在日記中寫道,看到這些成果的發表,聽著在校堅持戰鬥的同學對寫作的情景的講述,我感到很慚愧。在批判開始的時候,我的好朋友給我寫了這樣一行字:「你聞到硝煙的氣味了嗎?做好了投入戰鬥的準備了嗎?」但我卻臨陣脫逃,這使我後悔,覺得這個缺憾,將難以彌補。

在批判文章發表後不久,王瑤先生的名字,便從《文藝報》編委的名單中消失了。我無法知道王先生受到批判時的內心活動,但我知道,他本來也是想順應潮流的。在「反右」剛開始時,他就發表《一切的一切》,表示對於「右派分子」的譴責。這篇文筆、結構相當漂亮的短文,登在《文藝報》的頭版頭條。1958年初,他的評馮雪峰《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一書的長文,也刊在《文藝報》上。他批判馮雪峰的依據和邏輯,也就是半年後我們批判他的依據和邏輯。但王先生沒有能使自己免於「厄運」。

臨近畢業,不管是學校領導,還是我們自己,都覺得這幾年中損失很多。許多該上的課沒有上,該讀的書沒有讀。當然,也許更重要的是失去一些基本品格,例如,長幼尊卑的界限、對待事情(學問也在內)的老實態度。在上五年級的時候,便集中補上一些必修課。如古代和現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史採取講座的形式,把重要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歸納為若干專題,由幾位先生輪流講授。王瑤先生講頭四講,記得有五四文學革命、魯迅、曹禺等。他濃重的山西口音,我聽起來很吃力,因此,每次總要先佔好前排的座位。對於兩年前的批判,我們(至少我自己)並沒有正式向他道歉,承認我們的幼稚和魯莽。但我當時想,誠摯地接受他的授業,應該是在表示我們的反省。我看到,他在不久前指責他的學生面前,沒有絲毫的揶揄譏諷的語氣神態。他認真細緻地陳述他的觀點,講到得意之處,便會情不自禁發出我們熟悉的笑聲。他對曹禺等作家的分析,使我明白世上人事、情感的複雜性。課後,又耐心地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這種不存芥蒂的心胸,當時確實出乎我的意料。他是在表明,我們每個人都無法脫離社會歷史的拘囿和製約,卻可以在可能的條件下,選擇應該走的路。

在把「文革」發生的事情,和以前的經歷放在一起之後,我開始意識到,我們所遭遇的不正常事態,它的種子早已播下,而且是我們親手所播。在我們用尖銳、刻薄的言辭,沒有理由地去攻擊認真的思想成果時,實際上,「批判者」也就把自己放置在「被批判」的位置上。這一對比又使我想到,對於生活中發生的挫折,我沒有老師的從容、沉著,我慌亂而不知所措。這不僅因為我還年輕,缺少生活經驗,最主要的是心中幾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作為有力的支柱。更讓我難堪的是,批判會上,我被學生所「質詢」、所批判的,竟是些什麼「不讓見毛主席」、「階級路線」之類的可笑的東西,是我那幾年發表在報刊上追趕政治風潮的「時文」。而我們50年代想要「拆除」的,則是王先生的具有學科奠基性質的《史稿》,是他的也許更具價值的《中古文學史論》:這是讓批判者最終要回過頭來請教的著作。在王瑤先生的心中,有他理解的魯迅,有他理解的魏晉文人,有他的老師朱自清。因而,在經歷過許多的挫折之後,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成熟和尊嚴,這是他在80年代留給我們的印象。而我們呢?究竟有些什麼?心靈中有哪些東西是穩固的、難以動搖的呢?

對於已走過一百年路程的北大,我們個人可能難以講清楚其間的輝煌與衰敗,光榮與恥辱,我們可以說的,是個人親身感受到的「傳統」。在我看來,北大最值得珍惜的「傳統」,是在一代一代師生中保存的那樣一種素質:用以調節、過濾來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種紛擾變幻的時勢中,確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學術道路的毅力。這種素質的建立和傳遞,可以肯定地說,不僅來自於成功和光榮,也來自於我們每個人都經歷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學術道路給我們所留下的深刻印記那樣。

(選自麼書儀、洪子誠著《家住未名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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