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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應濃墨記載的一個名字:朱成昭

歷史 欣怡 3个月前 (02-15) 110次浏览

人們一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造反派紅衛兵有五大領袖:北大的聶元梓、清華的蒯大富、北航的韓愛晶、北師大的譚厚蘭、地院的王大賓。許多人不知道或忘記了朱成昭這個名字。但「老五屆」的文革親歷者們都還記得他。朱成昭,他是地院「東方紅公社」初創時期的第一把手;是「首都三司」的第一把手;是北京大專院校早期造反派紅衛兵的著名領袖。

朱成昭過早地退出了文革運動,原因是:他早在1967年1月,便公開反對中央文革的極左路線,反對文化大革命。為此,1967年2月起,朱便被中央文革勒令「閉門思過」,從而退出了運動,退出了對地院「東方紅」的領導,而後由王大賓擔任了地院「東方紅」的一把手。1967年7月,朱與葉向真(葉劍英女兒、當時是中央戲劇學院造反派頭頭、與朱過從甚密。)南下廣州遊玩時,被戚本禹誣衊為「企圖偷越國境」,被周恩來派公安部副部長於桑在廣州抓獲,並帶回北京「隔離審查」。8月20日,朱、葉被公安部正式拘留,朱、葉被打成「葉朱反革命集團」。朱成昭于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勞改農場做為反革命分子勞動改造。而葉向真在1972年林彪事件后被周恩來下令釋放,先去解放軍301醫院學醫,成為軍醫。后又重回戲劇界,曾以「凌子」的藝名導演電影《原野》,聲名遠揚。她于1972年被釋放后,便對朱成昭的朋友表示,周恩來要她不要再與朱往來。而朱在長達十幾年的牢獄和勞改歲月中,一直把葉向真當作自己終生不渝的戀人,寫過許多動人的情信、情詩。這大概是一位高幹女兒、貴族「千金」與一位普通幹部子弟之間,因門不當、戶不對,在紅色中國不可能天長地久的悲劇之一。

朱成昭于1980年6月獲正式平反。當時中組部準備在全國樹兩個反對文革極左路線的典型。一個是死去的張志新,再一個是活著的朱成昭。但朱這個典型因葉劍英的反對而被勾掉。理由是樹活著的典型不好。人們心裡清楚:朱、葉二人在文革初期的關係;葉向真以及其父葉劍英在文革初期的政治取向,對當局而言,是應盡量淡化,少曝光為好。

(以上朱成昭自1967年2月至1980年6月的經歷,擇要摘引自宋永毅:《一個紅衛兵運動史上不應當忘卻的名字》,載於2003年《文革博物館通訊》第200期,zk0312b。)

下面,讓我們回顧:朱成昭是怎樣從一個普通大學生成為一個造反派領袖的?又怎樣從一個造反派變成「反革命」的?

一、反工作組,爭自由

朱成昭,1941年出生,安徽人,父親在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一個副局級老幹部。朱成昭1960年畢業於上海市上海中學的高中,在學校是團幹部。高中畢業后因品學兼優,被調到上海的電腦研究所,參加了一個科研項目,並擔任了課題組組長。後於1962年考上了北京地質學院水文系,以「調干生」名義入校。入校后曾和許多同學一起兩次被派去參加「四清工作隊」,參加「四清」運動。1966年6月文革爆發時,朱是地院四年級學生。由於以上經歷,朱比地院同期的同學年齡大一點,閱歷豐富一些,本人長於獨立思考,想問題較深入,有一定的組織能力。

在1966年6月1日後的五十多天里,劉少奇、鄧小平在中央一線領導文革運動,派了大批工作組到北京各高校和中學。6月8日,國務院地質部派出以副部長鄒家尤為隊長的工作隊,進駐北京地質學院,取代了地院黨委,領導地院文革。工作隊是按中共中央劉、鄧的指示,以1957年反右鬥爭的經驗為指導思想來領導運動的。

據美國研究文革史的華人專家宋永毅研究和披露:文革之初劉少奇主政時曾針對工作組的工作,下達指示「準備再打幾十萬右派」,準備再重複一次57年反右的「戰績」,極其冷酷無情。劉少奇于1966年6月13日,剛派下去工作組不久,在批轉中央下發的文件《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報告〉》及《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時指示,「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不要急於反擊。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領導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引自宋永毅:《劉少奇對文化大革命的獨特貢獻》,刊于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238頁)這和中共57年「引蛇出洞」,然後殘酷鬥爭的方略一樣。劉少奇在批示上述中南局的文件中還指示:「在大學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揪出來,但應放到運動後期進行,打擊面應當小一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內。」(閻長貴:《搞歷史首先要把史實搞準確》,刊于《文革博物館通訊》第687期,2012年7月10日)按當時有100多萬大學生計,百分之一是一萬多人。但實際上僅在北京24所高等院校,工作組在「反干擾」、「抓游魚」的鬥爭中,已把10211個學生打成「右派」,2591個教師打成反革命(根據文革時期首都三司紅衛兵小報統計)。僅僅在北京的24所高校且是運動初期,工作組己超額完成了1%定額指標。劉少奇指示中學高三年級也可以揪出少量右派。高三學生才是十八歲左右的孩子啊,也要抓右派。按劉少奇的指示,如果反右擴展到全國,到了運動後期,在大中學校進行反右的慘烈程度,肯定會大大超過1957年。但出人意料的是,運動的走向,在毛澤東的掌控之下,完全與1957年的反右鬥爭,背道而馳。

地院工作隊進校后,首先拋出了地院黨委書記高元貴,指其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全校進行批判。而地院大部分師生認為高書記是好乾部。同時,工作隊矛頭向下,批鬥了許多一般幹部、教師。工作隊的作法,引起許多幹部、教師、學生的不滿。

6月20日,地院在校園內爆發了反工作隊的遊行。上千人的遊行隊伍在周永璋、蔡新平等學生帶領下,到了工作隊的辦公樓下,要和鄒家尤辯論,后被保工作隊的群眾和工人解了圍。

6月22日,副總理薄一波針對「6·20事件」作出批示:「……如果有人非趕工作隊不可,即勢必奪工作隊之權,亦即奪黨的領導權。」其意反工作隊即反黨。

6月23日,由原系團總支書記王大來牽頭、有王大賓等47名師生簽名的大字報《大騙局、大陰謀、大出醜、大暴露!》貼出,該大字報尖銳地批評了工作組,在學校引起極大反響。這張大字報立即引起工作隊的圍剿、打擊。參與這張大字報的幹部、教師、學生成了各系、各單位的重點批判對象,並被工作隊內定為右派。

6月25日下午,學校廣播站的大喇叭反覆播放簿一波的批示,圍剿反工作隊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貼滿校園。工作隊關閉了學校兩個大門,沒有工作隊放行條任何人不能自行離校,限制師生的行動自由。凡參加了6·20遊行和貼了反工作組大字報的師生,都要逐個挨批,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等待處理。李貴、王大來等十三名幹部被拉到全院大會批鬥。王大賓在探工系成了批鬥重點。地院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7月25日、26日兩天,中央文革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到北大,夜晚在五四操場舉行萬人辯論大會,辯論工作組是否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大會由江青主持。江青、陳伯達、康生在講話中支持了批評張承先工作組的師生,號召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來鬧革命。」消息很快(26日晚)就傳到了地院。

7月27日,地院的王大賓、蔡新平、周永璋、伏慶是、殷維候、杜金山、庄一龍七人翻越學校西面圍牆,逃離地院,到北大找聶元梓取經。七人見到聶元梓。聶介紹了北大25、26日大會情況,表示支持地院師生批評工作組的行動。

七人回到地院,大家商量決定馬上寫個大字報,由殷維候執筆,題目是《走訪北大的聲明》,七人簽名后貼到北五樓底大門外牆上,馬上引起轟動,觀者雲集。大字報透露,從聶元梓那裡得到信息,95%工作組犯了錯誤,工作組可以批判。受到工作隊打壓的師生受到極大鼓舞。

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在人大會堂召開北京大專院校和中學師生代表大會,新市委書記李雪峰宣布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8月13日,地院工作隊隊長鄒家尤向地院師生作了一個小時檢查后,帶領200多人的工作隊撤離了地院。鄒在檢查中,並沒有否定工作隊的方向與路線,也沒有肯定師生對工作隊的批評,沒作任何道歉。工作隊撤走前,組成了以保工作隊的師生為骨幹的文化革命委員會。保工作組一派的師生組建了保守組織「斗、批、改兵團」。工作隊撤走了,留下的是保、反工作隊兩派師生的對立與爭論。

工作隊撤走前夕,水文系學生朱成昭,帶領51621班鄭文卿等同學,組成了地院第一個造反派戰鬥隊「爆破戰鬥隊」,張貼大標語,要徹底批判工作隊在地院打擊一大片的機會主義路線,提出不能讓鄒家尤、工作隊一走了之。朱成昭的意見立即得到地院造反派師生的廣泛響應和大力支持。8月8日,各系各班造反派師生代表開會,組建了全校性的「東方紅戰鬥大隊」,朱成昭為總勤務員、一把手,核心組有王大賓。

在文革初期的工作組時期,朱成昭和一些有獨立思考精神的同學對工作隊提了些意見,結果被工作隊划為「三類學生」(有問題的右派學生),在工作組整的「黑材料」中已內定將來要「送去勞改」。當時工作隊一位副隊長罵他們:「共產黨養你們比養一群狗還不值!」朱和觀點一致的蔣良朴、田春林、梅建明等同學一起被逼上了梁山,8月8日成立了全校造反派組織「東方紅戰鬥大隊」。緊跟著于8月17日進一步成立了規模更大的全校造反派群眾組織「東方紅公社」,成員有上千人,核心組有:朱成昭、王大賓、周永璋、蔡新平、陳學明、蔣良朴、田春林等人,朱成昭為一把手、王大賓為二把手。「東方紅公社」成立后,筆者經常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看到他們炮轟走資派的大標語。很快,地院「東方紅」的名號傳遍全市、全國,成為著名的造反派,影響很大。由於「東方紅」反對中學老紅衛兵的「血統論」,很快由少數派變為多數派。1966年9月6日,由朱成昭、地院「東方紅」牽頭,串聯了北京十六所高校的十六個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組織,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首都三司」,與保守派為主的一司、二司相對立,成為全國造反派的一面旗幟。據王大賓在其《回憶錄》中說,「首都三司」從未設立過「司令」一職,朱成昭是實際的第一把手。當時蒯大富仍然在清華受壓,周恩來、中央文革都希望地院「東方紅」能支持蒯大富,朱曾派一支「東方紅」戰鬥隊去清華幫助蒯組織造反派隊伍。朱後來又請蒯大富擔任「三司」的副手。「首都三司」在全國批判資反路線、炮轟各級黨委的造反大潮中,起了重大的領頭作用,威名赫赫,在群眾中有極高聲望。

二、四進地質部,爭人權

1966年8月23日,地院「東方紅」上千人一進地質部,遊行至北京西城阜城門內地質部大樓,開進大院靜坐示威。行動總指揮是朱成昭,副總指揮蔣良朴、楊雨中。靜坐二小時,要求地質部領導:令工作隊隊長鄒家尤回地院作深刻檢查;工作隊向地院師生道歉;交出工作隊整師生的「黑材料」。靜坐期間,突然發生由中學高幹子弟組成的「首都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簡稱「西糾」)闖入地質部大院,對地院師生聲討、謾罵,高呼口號:「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由於地院師生的剋制,雙方沒有發生肢體衝突。至24日凌晨四點左右,國務院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魯笳到地質部,傳達中央指示:

1、地質學院學生到地質部要求工作隊領導回學校聽取學生批評意見的行動是正確的,合理的。

2、現在決定,地質部領導於今天晚上去地質學院聽取師生的批評意見。

3、師生如有不同意見,可以進行辯論。

8月24日,地院「東方紅」撤回了地院,當晚在大操場召開全校大會,辯論工作組問題。「東方紅」與保工作組的「鬥批改兵團」展開辯論。地質部部長何長工、工作隊隊長鄒家尤到會,聽取意見。「東方紅」賈振遠、蔡新平等上台發言,激烈批評工作隊壓制、打擊群眾,開展反干擾、抓游魚的方向、路線錯誤。「東方紅」在辯論中佔了上風。在中央文革代表到場的情況下,陶魯茄表態支持了「東方紅」。大會後,保守派「鬥批改兵團」一蹶不振,日漸式微,名存實亡。

1966年9月5日,地院「東方紅」上千名群眾,二進地質部靜坐。總指揮朱成昭,蔣良朴、楊雨中協助。「東方紅」要求:地質部交出鄒家尤,回地院接受群眾揭、批、斗;交出工作隊整師生的「黑材料」。靜坐期間,晚上九時,「西糾」的頭頭孔丹帶領「老兵」,再次趕到大院進行壓制。「西糾」用地質部廣播台攻擊「東方紅」,用糾察隊把「東方紅」包圍在樓下院內,限制行動。雙方發生肢體衝突。「西糾」的後台之一許明(「西糾」司令孔丹母親、時任國務院秘書)第二天打電話給兒子,要他們撤退,「西糾」這才撤走。

地院「東方紅」與「西糾」的衝突,當年很有典型意義。反映了當年「造反派」與「保守派」(群眾稱其為「保皇派」)矛盾背後的社會意義。「西糾」司令孔丹在「東方紅進駐地質部事件」47年之後,在其回憶錄:《難得本色任天然——口述史》(2013年6月中港傳媒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中,對此事件回憶說:「這是沖誰來的啊?我們會有一個本能的反應。」「我們和老幹部有著天然的聯繫,老幹部受到衝擊時就要站出來保護。」孔還說,「當時,朱成昭、王大賓為首的地院東方紅衝擊地質部,揪斗何長工。西糾過去制止,雙方發生了直接衝突。西糾參加這個行動時,有好多領導人的後代,鄧榕、徐帥的兒子徐曉岩等都參加了。那次地院東方紅衝擊得很厲害,我記得在樓梯上,已經發生肢體衝突了,後來雙方就在樓梯上僵持著。」王大賓回憶說,那天薄熙來也參加了「西糾」的行動。

事過49年之後,在《王大賓回憶錄》第35頁,王大賓對此事件評論道:

孔丹認為:他們這些自認「老子英雄兒好漢」、血統高貴的老紅衛兵,和我們這些平民子弟出身的反工作組的造反派「具有本質區別。」是的,像孔丹這些「和老幹部有著天然聯繫」的人,對被「老幹部」僅因其對工作隊持批評意見,就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造反派應是完全不同類的人,他們始終是無法理解、同情我們這些「右派」的處境的,還竟敢起來向「老幹部」爭取自己的人權,為自己的政治身份正名,就是毛主席給我們的權力在他們眼中也是不行的。

王大賓以上評論很精彩。他點出了當年造反派爭的是什麼?是:人權!「東方紅」與「西糾」的衝突,具有反抗專治統治的性質。而「西糾」當年出於保爹保媽的壟斷利益,打壓造反派確是權貴子弟的天然反應。

二進地質部堅持了十三天,而後「東方紅」核心組聽取了肖力的意見,于19日撤回了地院。肖力即李訥,是毛澤東與江青的女兒,當時常去地院調查並支持「東方紅」。

10月8日、10月27日,地院「東方紅」又三進、四進地質部,揭批何長工、鄒家尤執行的資反路線。

此處筆者對文革「造反派」的概念要有所澄清。文革期間對造反派的流行概念,是特指從1966年7月反工作組至當年10月,再至1967年1、2月批劉鄧資反路線的造反派群眾組織。而於66年8月興起的高幹子弟為主的中學老紅衛兵,他們掃四舊,進而搞恐怖的紅八月,在首都打死1772名「黑六類」,後來發展成「聯動」,他們從來不自詡為「造反派」,反而被群眾稱為「保皇派」。1968年8月開始進駐大專院校的工宣隊,更不是什麼造反派,工人們自認為是「領導階級」,他們反而在「肅清516分子」的運動中是鎮壓造反派的。造反派普遍於1967年2月以後分裂,分裂成新的兩大派,大打內戰,爭權奪利,爭占山頭,武鬥,此時的造反派已經變質,不是什麼造反派,而是「內鬥派」、「山頭宗派」、充滿「派性」的「武鬥派」。海內外文革史的研究者們使用「造反派」的概念很混亂。筆者記得,在2016年6月於美國落杉磯舉辦的文革五十周年研討會的最後一天,清華教授秦暉就曾即席發言,認為研究文革史,十分必要把「造反派」存在的時間概念搞清楚。我同秦暉的意見一致。

到1966年10月,「保」與「反」資反路線的鬥爭進入決戰階段。

9月26日,「首都三司」在北京工人體館召開徹底批判工作組方向、路線錯誤大會,周恩來總理到場講話。周在講話中說;「工作組在時,挑動學生斗學生,支援一些人壓制、監視、打擊、圍攻、鬥爭另一些人,這是方向、路線的錯誤,工作組戴在學生頭上的『反革命』、『右傾』等帽子應該統統取消。」「地質學院的少數派是革命的,應給以支持。」

10月1日,林彪發表國慶講話,號召批判「反對革命的反動路線」。

10月3日,《紅旗》雜誌發表第十三期社論,號召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工作組路線的批判,上綱越來越高。提出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新概念,使路線鬥爭大大升溫、升級。十三期社論后,全國掀起了批資反路線的高潮。

10月6日,「首都三司」聯合北航「紅旗」等北京各高校造反派,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幾萬名外地到京串聯的學生參加大會。周恩來及中央文革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出席大會,立場鮮明地支持反工作組的造反派。張春橋宣讀了中央軍委《緊急指示》。該《指示》說:「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或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應宣布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複名譽。」「黑材料要當眾銷毀。」蒯大富宣讀了大會的誓詞。

10月中,毛澤東在北京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劉少奇、鄧小平在會上作了檢查。二人檢查的傳單傳遍全國。當時筆者在重慶,看到了二人檢查的記錄傳單。陳伯達在會上發表了關於文革中兩條路線鬥爭的講話。陳在講話中,尖銳批判了老兵的「血統論」對聯,指出它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封建世襲論。這個講話影響很大,筆者與新北大「紅旗兵團」「紅梅」戰鬥隊的幾個同學當時在重慶大學串聯,看到講話的傳單后,馬上借鋼版刻印、油印,四處散發。

11月初,筆者所在的北大「紅旗兵團」的「紅梅戰鬥隊」回到北大,11月中時,「紅梅」隊長徐森被「紅旗兵團」任命為動態組組長。徐森當時代表「紅旗兵團」去地院「東方紅」參加了由朱成昭召集北京大專院校造反派的串聯會,討論形勢。徐森回校後向戰鬥隊傳達了朱成昭的發言。朱分析形勢說:當前形勢的特點是,隨著批資反路線的深入發展,中間派迅速分化,大部分人向左派(造反派)靠攏;左派(造反派)迅速壯大,由少數變為多數;右派(保皇派)迅速瓦解,由多數變為少數。左派應乘勝前進,徹底孤立保皇派。11月中至12月的形勢,確如朱成昭所分析。

從1966年6月到12月,朱成昭等地院學生反工作,自發成立「東方紅公社」,串聯各高校造反派成立「首都三司」,批資反路線。可以看出,當年的造反派具有鮮明的反迫害,爭自由,要民主的傾向。他們的造反運動,不同於以往的黨的運動,如「土改」、「反右」、「四清」等黨的運動。文革的造反運動是體制外為主體的群眾運動,當時流行的一句口號:「踢開黨委鬧革命」正是反應了這種情況。朱成昭等學生成立的「東方紅」、「首都三司」,有明顯的實踐「結社自由」的傾向。他們批工作組,四進地質部靜坐,更具有明顯的爭取「言論自由」、爭取「監督權力」的傾向。而在10月至12月要求「銷毀黑材料」的鬥爭,更是體現了反迫害、要人權的公民運動的特點。

三、銷毀「黑材料」,反迫害

從1966年10月至12月,在地院以至全國,曾發生過一場以銷毀工作組「黑材料」為重點的群眾性的反迫害運動。這一運動是從6、7月開始的北京及全國各高校反工作組鬥爭的延續。從10月以後,這一鬥爭是伴隨著批資反路線展開。全國各地工作組在50多天里,不但在運動初期把許多學生、教師打成了右派、反黨分子,而且為著準備在文革後期大規模反右,划右派,許多工作隊對學校師生、機關幹部進行了左、中、右排隊,對工作組認為有問題的人的右派言論做了記錄,對反工作組的人拉出了名單,還有告密信、個人檢查等等污點材料。工作組撤走後,有些工作組對這些材料沒有銷毀,而是轉移到了派出工作組的「老家」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黨委的有關檔案部門保存。反工作組的群眾普遍稱其為整人用的「黑材料」,對其念念不忘,害怕「秋後算帳」,也害怕塞進檔案里跟著自己走一輩子,因而堅決要求銷毀。

十七年來,用履歷、出身登記表、思想彙報、思想檢查、檢舉信、污點記錄等個人檔案、「黑材料」來控制人,整治人,搞內控,區別使用,這本來就是各級黨委慣常的政治管理手段,人們對此早己深惡痛絕。1966年10月5日,中央批轉了中央軍委《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這一「緊急指示」對動員群眾掀起銷毀「黑材料」的反迫害鬥爭起了極大作用。「緊急指示」指出:「凡是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應宣布一律無效,予以平反併當眾恢複名譽,個人被迫寫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也可以當眾銷毀。」

筆者記得中央軍委的這個「緊急指示」,當時在各處張貼,無論筆者走到那裡,包括在外地大串聯,處處可以看到「指示」的公告印刷件或轉抄的大字報。人民群眾熱烈擁護銷毀整人的黑材料。一時在北京及全國各地掀起了造反派及群眾在批資反路線的同時,追討、銷毀「黑材料」的風潮。但許多中央部委、省市委不肯交出、銷毀「材料」,引起矛盾激化。許多地方的造反派在與領導談判失敗后,舉行了示威請願,靜坐抗議,甚至佔領政府機關辦公室,搜查、搶奪「黑材料」,甚至為此發生武鬥。12月在杭州,由於浙江省委把工作組的「黑材料」藏到了省軍區,「浙江省紅色造反聯絡站」與「首都三司駐杭聯絡站」聯合行動,發動上千人兩次衝擊省軍區大院。震驚中央,轟動全國。在北京,地院、清華、北外、礦院、農大、北航、廣播學院都曾發生造反派衝擊有關的中央部委,要求交出、銷毀「黑材料」的群體性事件。周恩來於10月22日在國務院小禮堂對地質學院的群眾代表說,地質部工作組在地院「搞些檔案,說『東方紅』是反革命,搞了些材料,這不對嘛!」指示儘快銷毀。11月27日,周恩來在接見外地師生赴京告狀代表時說「中央常委、林彪同志、中央文革領導同志,大家研究,再三考慮,共同認為,還是一燒了之為好。」群眾性的燒「黑材料」,反迫害的鬥爭持續至1966年年底。

當時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群眾追查、銷毀「黑材料」的群眾性鬥爭,快速地、大幅度地拉近了人民群眾與毛的司令部之間的距離,極大地提高了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威望。群眾由此而感到毛的中央是代表了他們的根本利益。那是當時的普遍心理與情緒。當時流傳一個歌謠:「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覺毛主席親。」許多地方貼著這個標語,反映了造反派受壓后,得到中央支持而奮起反抗的感情。

這一群眾性反迫害運動持續了半年之久(從6、7月反工作組開始),10月5日公布中央軍委「緊急指示」后,在10、11、12月達到高潮。這一反迫害的群眾運動由於得到中央的堅決支持,取得了重大勝利。這是1949年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大規模人權運動。它的鮮明特點是:反迫害,反專制,爭自由,爭人權。筆者認為這一反迫害的群眾性大規模行動,體現了人民的歷史主動性。這是人民群眾在反專制主義的鬥爭中,出現的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萌芽。而群眾反迫害的鬥爭能取得重大成果,因為這一社會運動與毛澤東炮打劉鄧司令的部署吻合一致,與毛澤東要利用群眾運動的力量打倒政敵的戰略相吻合,因此得到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對人民而言,這是難得歷史機遇,或曰「機會」,朱成昭等地院同學抓住了機會,發起爭取自身權力的公民運動,走到了時代潮流的前端。但人民所爭得的成果沒有被立法所保障,因而不可能持久。「黑材料」銷毀了,不等於就沒辦法「秋後算賬」了。過了三年,到了1970年清查「五一六」時,很多賬就開始清算了。

1970年至1973年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是矛頭向下查群眾,查文革中的現行反革命,沒有嚴格標準。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大批挨了整。有許多屬於受「懷疑一切」極左思潮影響犯錯的青年,應屬於思想教育的對象,卻被打成反革命。全國清查了300多萬五一六分子,大搞逼供信,有許多人自殺。僅四川在1970年前8個月的清查516分子的運動中,就有3887起自殺,死亡3331人。(據東夫:《造反派才是文革最大受害者》2016·1·25《中國禁聞網》)地院清查516,自殺的就有李思田老師、李明哲老師、魏小平、李仲學、王海洪等學生。李貴老師跳樓摔斷了腿(據《王大賓回憶錄》178頁)。地院清查516的最後結果是:沒有一個516!全國清查516反革命集團案是文革中頭號的第一大冤案。(注:以上追查「黑材料」群眾運動的資料,擇要摘引自王復興:《搶救記憶》第四章第5節。)

四、同情彭德懷,為彭鳴不平

1966年11月,「地院東方紅」朱成昭按照周恩來、江青、戚本禹的指示,派人去四川抓彭德懷。朱成昭前後派了三批人去四川成都揪彭。第一批人王大來和錢信等人于1966年12月15日到成都,找到三線指揮部,見到了彭德懷。王大來等人與彭進行了長談。彭坦誠地談了大躍進中的問題,談了自己在廬山上所提意見。結果王大來等人被彭感化,對彭產生了同情,認為彭案是冤案,不應揪彭。地院第一次抓彭失敗。於是朱成昭又派第二批人、二把手王大賓等去成都揪彭。王大賓12月18日到成都,見到第一批抓彭的王大來等人,聽了王大來詳細彙報與彭的談話,而後王大賓也與彭進行了長談。結果王大賓完全認同了王大來的看法,認為不應揪彭,應向中央反映意見。於是王大來馬上回京向朱成昭彙報。朱此時也開始同情彭,派楊雨中去中央文革彙報意見,並上交給中央文革地院學生與彭交談的長篇記錄稿。企圖說服中央文革,結果遭到戚本禹嚴厲批評。中央文革立刻換馬,派北航紅旗去成都,揪彭回京。這時朱成昭急了,又派第三批人胡樂成等100多人赴成都揪彭。此時北航紅旗已從三線指揮部于半夜把彭偷走。地院東方紅依仗人多勢眾又搶回了彭德懷,雙方並未發生傳說中的在成都的首次天、地兩派武鬥。(天、地派也並不是由此而分裂、產生。其實,王大賓、韓愛晶雖一個是地,一個在天,但都否認有天、地兩派。揪彭事件也並沒造成兩家分裂。)

12月27日地院100多人與成都軍區共同乘34次列車火車護送彭帥抵京。在西直門火車站,朱成昭拒絕執行戚本禹所傳達的周總理指示,拒把彭交北京衛戍區帶走,堅持要把彭帶回地質學院。誰也擰不過他。(朱顯然有想法,他可能想先把手下王大來、王大賓的意見弄明白,又或許想與彭帥詳談,深入了解彭案是非。)朱把彭接到地院已是晚上11點。朱還沒來得及與彭聊天,凌晨三點時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副司令李鍾奇、公安部副部長於桑到地院傳達周恩來指示,把彭德懷交北京衛戍區帶走。彭被衛戍區帶走。但朱成昭扣留了彭德懷隨身攜帶一小箱機密材料,內有他的廬山「意見書」、有他後來寫給中央的八萬言申訴書。朱成昭詳細閱讀了彭的資料,還讓人全部抄寫了一套,在「東方紅」核心圈內傳閱。幾天後,朱才把彭的材料上交中央文革。1967年1月4日,朱成昭對王大賓講:「對老頭子的看法,你是對的。」「老頭子當時的『意見書』是正確的。」

1967年7月26日,北航與地院在北航大操場,舉行了聯合批鬥彭德懷大會。以北航為主,在北航召開,地院很低調。實際上地院「東方紅」王大賓等人對斗彭很抵觸,但不得不應付。此時朱成昭已離開核心組,脫離了運動。

當時像朱成昭、王大賓這樣看待彭德懷的,在地院「東方紅」不是一、二個人,而是有一批師生,如:王大來、錢新、陳保堂、楊文遠、鄭文卿等等。他們與彭帥接觸、交談后,根據自己在1958、1959年的親身經歷以及三年困難時期的親身感受,又看了彭的「申訴書」,認為彭在廬山講的是實話,是正確的,把彭打成反黨分子是冤案。這便說明了幾個問題:1,「造反派」並不是沒有頭腦的「烏合之眾」,他們並不盲從,而長於獨立思考;2,他們並不「唯上」,而較「唯實」,對「非實」事物,敢於大膽懷疑並反對;3,文革是從評《海瑞罷官》開始,毛說「彭德懷就是海瑞」,毛的這個說詞早在文革初期就傳開了。朱成昭等人通過獨立思考,認為揪彭、批彭是錯的,這便勢必發展到對毛澤東發動文革之質疑。4,地院「東方紅」前後兩次反對從成都揪彭回京,頂撞了中央文革,抗命,被中央文革批評:「立場動搖」,「犯了嚴重的右的政治錯誤」。朱成昭們心裡不服,於是對中央文革開始懷疑、反對。就在揪彭回京不久,朱緊跟著于1967年l月開始,公開反對中央文革。兩件事在時間上緊緊相扣,這絕非偶然。5,地院「東方紅」揪彭的經過是對「造反派」是「奉旨造反」論之否定。如果是「奉旨」行事,便不會對揪彭兩次抗命。地院「東方紅」當初反工作組,也並不是「奉旨造反」,而是不甘壓迫而造反。內在的動力是造反的原因。(以上地院「東方紅」成都三次揪彭史料,擇要摘引自《王大賓回憶錄》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

五、公開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文化大革命

1967年元旦剛過,朱成昭召開了一個分析文革形勢的內部討論會。這是一次重要的「黑會」。朱成昭在這個會上談了他對運動的看法。他說,對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很擔憂。中央被打倒的人太多了……我們跟在中央文革後面跑還跟不上。中央文革運動了群眾,我們跟著跑,會不會犯打擊一大片左的錯誤?大家要思考、分析。中央文革現在搞的這樣左的路線,有沒有問題?陶鑄不是剛提到中央來的嗎?怎麼又給打下去了,不好理解……

沒有不透風的牆,1月20日左右,朱成昭在「東方紅」內部會議的講話被傳了出去。「叢中笑」戰鬥隊貼出大字報,揭發總部朱成昭有攻擊中央文革的思想和言論。這張大字報很快引起「東方紅」內部一些人對朱的聲討,「東方紅」內部亂了起來。同時,有人向中央文革遞交了材料,報告了朱成昭的思想、言論。

1967年1月24日,中央文革辦事組的王廣宇,奉命到地院向朱成昭傳達陳伯達給朱成昭個人的一封信。王廣宇向朱成昭單個人念了這封簡訊,信的主要內容是:「……聽說你們要反對我們,我們不怕!只是過去關照過你們,現在再關照你們一次。如果不聽我們規勸,要繼續往下走,就會掉到茅廁里去,變成茅廁里的石頭,又臭又硬,就悔之莫及了。」陳伯達的這封信本是不用傳達、不用公開的。但朱成昭自己卻把信公布了。這就公開了朱成昭與中央文革的矛盾,公開了朱對中央文革的意見。於是地院馬上有人貼出大字報,批朱炮打中央文革。朱鬧出這麼大動靜,「造反派」竟然反戈一擊,炮打中央文革,此舉震動了京城和全國。

朱成昭公開反對中央文革的事件發生后,中央文革的江青、關鋒、戚本禹多次要朱成昭「閉門思過」,想讓他做個檢查過關,「檢討歸隊」。但朱就是不聽勸告,死扛著不作檢查。1月24日,朱進一步行動,召集葉向真、王大賓、蔣良朴、楊雨中、杜金山、梅建明、張九九(最高檢檢察長張鼎臣女兒)等人到梅建明家開會。朱在會上分析文革形勢,說:中央文革打倒人太多了,打擊面太寬。中央文革是在搞一條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把許多管生產的幹部都弄出來批鬥或打倒靠邊站,誰抓生產?聯動的人都是些中學生幹了些壞事,但對這些小孩還是個教育問題,怎麼都給抓起來、關起來了?朱又說,現在軍委與中央文革有明顯矛盾,中央軍委是抵制中央文革這條路線的。朱說,我們要站在軍委一邊。要是不解決好打倒老幹部過多過寬的問題,文革就可能最終要失敗。而文革的失敗,也是關係到我們造反派的大事。在這次會上,葉向真給大家講了其父葉劍英在1月20日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事。當時,老帥們與「中央文革」發生激烈爭執,葉帥激怒之下一拍桌子,拍斷了右掌掌骨。梅建明說,「中央的上層矛盾已經激化,我們當然要和老帥們站在一起,跟『中央文革』對著干。」

此段時間,朱想向中央文革彙報自己的意見和想法,多次聯繫中央文革要求接見反映情況,但中央文革總是回復,沒時間,等有時間再談。朱等得煩了,對友人說「中央文革實在不願意聽我們意見,我看就要寫大字報了。」

1967年2月初,「東方紅」整風小組要求朱成昭對中央文革的態度作出檢查和交待。朱決定借整風之名,將觀點全盤端出,讓群眾評判。2月4日晚,朱成昭在大飯廳召開的全院師生大會上作了一個「檢查」。這是個假檢查,真炮打。這個會有三萬多人參加。據王大賓在《回憶錄》中說,當時有人對朱的檢查錄了音,並保存至今。朱借檢查之名,公開了他的八大觀點:1,大串聯搞亂了全國;2,整風、軍訓實無必要;3,中央文革運動群眾;4,中央文革抓人太多;5,中央文革對老幹部打擊面太大;6,中央文革太左;7,在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之間,站在軍委一邊;8,大聯合大奪權搞早了。由於朱成昭借檢查之名,系統地批判中央文革,影響了眾多對文革抱懷疑的群眾。2月8日,中央文革辦事人員閻長貴到地院宣布:朱成昭的檢查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對中央文革。」筆者認為:朱的這個檢查,要害是4、5、6三條,說中央文革抓人太多,打擊面太寬,太左。即表示中央文革推行了一條「打倒一切」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這便擊中了毛澤東文革路線的要害之處,既使今天看來,朱在1967年2月便能有此洞見,實為難能可貴。第3條,批評中央文革「運動群眾」,恰恰說明「造反派」反對「奉旨造反」,信奉「自己解放自己」。第7條說自己要站在中央軍委一邊,說明朱已從葉向真那裡了解到中央幾位老帥、副總理的二月抗爭,並選擇站在「二月逆流」派一邊,這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所絕不能容忍的。

3月初,在中央文革的指示下,朱成昭離開了「東方紅」核心組,被命令「閉門思過」,王大賓成為「東方紅」一把手。中央文革指示:地院「東方紅」這面紅旗不能倒。

此後,朱成昭被隔離居住,但一直拒作檢查。1967年7月時,他和葉向真南下廣州遊玩,被戚本禹誣衊為「企圖偷越國境」,被周恩來令公安部副部長於桑從廣州抓回北京。而後朱、葉被隔離審查,再後來二人被關進功德林監獄。這一專案當時被宣布為「葉朱反革命集團案」。

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前後,毛、林矛盾日益突出,葉劍英再次獲毛澤東信用,年底葉向真被釋放回家。一年後,葉向真轉行學醫,先後在首都醫院和301醫院做了七年醫務工作。1978年重迴文藝界,以「凌子」的藝名導演了電影《原野》,反響熱烈。后成為全國政協委員。

朱成昭的命運則與葉向真大不相同。朱成昭直到1975年5月19日才從監獄放出來,受連累的蔣良朴、顏寬同學同時從監獄放了出來。但朱成昭還戴著反革命的帽子,被送到湖北一個勞改農場勞動改造。直到1980年6月才正式平反。又拖到1985年,才被分配到江蘇省第四地質水文大隊工作。1990年初隨商業大潮到上海下海經商,一度做得規模很大,后因種種原因失敗。而後歸隱山林,在北京昌平十三陵牌林監村潛心研究文革史,1998年9月25日因心梗猝然去世。年僅57歲。據說朱去世前,寫過不少有關文革史的文章,希望有朝一日能一睹他的遺作,這要等待他的同學、好友、親人作努力了。

1980年朱被平反后,據說中央組織部想把死去的張志新與活著的朱成昭,同時樹為反對文革極左路線的典型,在全國宣傳。朱成昭這個典型因葉劍英反對而被取消。宣傳朱成昭難免會牽址到葉向真……

對於朱、葉的不同命運,王大賓在其《回憶錄》中曾感嘆:「想起孔丹的話:像孔丹這些『和老幹部有著天然聯繫』的老紅衛兵,自認和朱成昭這樣的造反派紅衛兵『具有本質的區別』。你就可以理解,同為『葉朱反革命集團』首要分子的葉向真、朱成昭,為什麼會有不同的人生命運與結局!有人對《西遊記》的評論說得好:有背景的妖怪都被收走了,沒有背景的妖怪就被孫悟空打死了!」

結束語

朱成昭是那一代文革「老五屆」大學生中,從反抗專制壓迫,到迷枉、彷徨,再走向覺醒的傑出典型。他是走向覺醒的先知先覺者。

但處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朱成昭,有他的歷史局限性。一是,他當時不曾像張志新那樣,窮追到底,追蹤文革錯誤路線至其罪魁禍首,這與那一代青年沉浸在「個人崇拜」、「神化領袖」的迷霧中有關。朱成昭批判文革遠不如張志新徹底。二是,他過於同情「聯動」。雖然他批評中央文革不教而誅,把小孩子關進監獄,這是破壞法制。這當然是對的。但他說什麼「四三、四四派都不能掌權,應由老紅兵(指聯動)掌權。」說明他僅是從路線上批判中央文革「打擊一大片」是過左,是太具破壞性。而認識不到四三派與聯動爭論的核心是:人應按血統分為高低貴賤?還是人人生而平等?四三派反對的是權貴的特權。朱認不清「聯動」的實質,因此他也就更不可能去否定一黨專制下的權貴特權制度。這方面,他受葉向真的影響應很大。他當時不可能達到普世價值的高度。

朱成昭的經歷啟發人們,文革史中有個十分值得研究的問題:文革中的最早的「造反派」,為什麼會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文化大革命?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聶元梓身上。聶于1967年2月后,對文革發生懷疑,證據即她于1967年2月、7月、8月,三次提出解散北大文化革命委員會,同時自己辭去校文革主任之職。第一次在2月,在新北大公社戰鬥隊聯席會議上,她的提議被群眾否決;第二次在7月,在北大校文革常委會上,她的提議被常委會否決;第三次在8月,在中央文革接見會上,她的提議又被否決,並遭到江青嚴厲批評。她被毛澤東樹為文革的一面紅旗,卻想撂挑子不幹了!背後一定有深刻的考慮,她是怎麼想的?

聶元梓的兒子大胖于2018年4月25日對筆者的長談中,對此有深入披露。大胖說;「1967年夏季,我媽每隔一、二天就在晚上帶我去楊惠文家(聶與楊惠文是延安時期的老朋友、無話不談的好友。)我媽和楊惠文、白介夫(楊的愛人、老幹部、北京市革委會成員)三人議論時局,觀點一致。三人共同認為:當前是黨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左傾錯誤,政策太左了,打倒一大片,比延安整風還厲害,還左。我聽了大人的議論,萬分震驚!(大胖當年是北大附中的學生)」大胖還說:「我媽說,準備向中央文革提意見。楊惠文、白介夫警告她:『不可以!如果你這麼干,會把你整死,你孩子也得死。絕對不行!但你可以想辦法退出運動。最好是想個辦法,生病住院,或者找個地方貓起來。辭職不干可以試試。』」於是聶沒有像朱成昭那樣跳出來,而是採取了爭取退出運動的較為安全的策略。

聶元梓、朱成昭,他們二人都是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派」,為什麼在文革第一波浪潮過去之後,于1967年上半年,便會對叛逆發生叛逆?對造反進行造反?會不約而同地懷疑文革、反對文革?這是個值得研究的文革中造反派的異化現象。

2018年9月2日

來源: 華夏文摘

作者: 王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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