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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65)

歷史 雅婷 6天前 27次浏览 0个评论

一九六五年六月底,毛叫我去見他。毛說「現在農村中的階級鬥爭形勢很嚴重,四清工作搞得如火如荼。你們還穩坐釣魚臺,絲毫不動,這怎麼成啊。告訴汪東興,公安部部長謝富治都下去了,你們還不動啊。叫汪東興和你們一起下去。」

我去找汪東興將毛的意見都告訴了汪。汪說「又是什麼地方讓主席不高興了?來了這麼一手。」

田家英說「這是怎麼回事啊。看起來,主席這的工作人員要大換班了。」

我說「每次他要打發人走,一定先過渡一下,過渡的方法就是下放勞動一段時間之類。這次大約就要換個地方了。」

葉子龍和李銀橋一九六〇年就是這樣被打發到信陽的。這次大概輪到我們了。

一組毛只留下機要秘書徐業夫和服務員兼理髮員周福明,其他的人都下去。江青一聽到要「四清」,病就全回來了,所以她不用去。

田家英說「換換也好,現在北京政局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還不知道要怎麼變化。走了也好,免得遭池魚之殃。」

汪決定我們去他的老家江西的鉛山縣。毛聽了後,又講「要走,應該拍屁股就走。用不著什麼準備。六月底集中,七月四日前走。」我要求衛生部副部長之一的黃樹則,在我「四清工作」期間,暫代負責毛的保健工作。毛覺得不必再找一個醫生,毛說「我的身體好得很,無健可保。我不像那些老爺,動一動都要量血壓、量脈搏,他們惜命惜身,養得腦滿腸肥。他們要保健,我不要。護士可以找一個代替吳旭君,不要到北京醫院找了,到三〇一醫院(即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找找看。」

 

我同吳旭君到了三〇一醫院,找到了主管保健工作的蒲榮欽副院長。我向蒲說明來意以後,他受寵若驚地說「人家北京醫院對保健工作比我們強得多,主席他老人家怎麼想起我們來了?」蒲未受過正式醫學教育,只在紅軍時期做過醫務兵。

他叫我們先看看他從高級幹部病房中挑的兩名護士。一個比較沉靜,一個比較開朗。我與吳旭君將這兩個人的照片交給了毛,毛挑了開朗的劉,毛說「這個人看來靈活,不那麼死板。」

汪東興組織的四清工作隊在七月二日動身。

我們到江西時,這個四清工作隊總共有一百多人,包括了幾處人員——中央警衛局、警衛團、衛生部、第二炮兵部隊人員和江西省省委機關工作人員代表,李納也同行。

這先插敘一事。一九六二年一月,在北京開七千人大會的時候,有一天北京大學有人打電話來,說李納病了,我匆忙從人民大會堂趕去北京大學,李納當時是北大歷史系學生。我趕去時發現李納只是重感冒、發燒,北大的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小心謹慎,通知了我。當時歷史系的總書記也在,陸平和他兩人十分擔心。兩人一再向我認錯道歉,他們說知道的太晚了,耽擱了時間。李納很不高興,在發脾氣,嫌我不早點去看她,還說要是死了,不會有人知道。她一個勁直吵,我最後終於生氣了。

我講李納「你已經二十一歲了,不是小孩子。生病,學校的領導們都來看你。北京大學有一萬多學生,都像你這樣子,學校就沒有辦法辦下去了。」

李納聽了嚎啕大哭。我連拉帶扯,將她弄上車子,送去北京醫院。一路開車,她一路哭鬧。甚至有兩次經過交叉路口時,被交通警察截住,以為出了什麼大事。

我後來跟毛報告此事,毛不高興地說「北京醫院是高級幹部才能住的醫院啊,她怎麼能住呢?」

我說「感冒這種病,一般醫院都不會收住院。北京醫院的人很熟,只能送到那。」

毛主張以後不要送北京醫院,我說「如果不送北京醫院,只好放在家,會傳染給你,更麻煩了。」

毛又問我,李敏、李納和毛遠新回中南海時,在什麼地方吃飯。我告訴他,在他的廚房內,由李錫吾師傅做飯給他們吃。

 

毛說「以後做這麼一個規定,她們吃飯都到大食堂,不許再在我的廚房內吃。」

這一次毛叫李納也去四清工作,就是要表明他的子女沒有特權。倒是苦了汪東興,還得另外安排一個人照管李納。

打一開始我們在江西的四清工作就是個鬧劇。派了在北京的一組特權分子下鄉調查農村的腐敗情況,領導「階級鬥爭」,只有「荒謬」兩個字可以形容。我們這一路包的火車,住招待所用的全是公費。光安排我們下鄉及吃住,就浪費了不少公帑。數十萬都市人口派下去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我們一樣,大家全去得心不甘情不願。這運動到頭來,只是金錢和人力的雙重浪費。

我們到了江西後,便分成四組,分別前往四個農村。大躍進後,人民公社依地理位置分成幾個生產大隊,然後再下分為生產隊。我與警衛局副局長王生榮率領的那一組到鉛山縣石溪鎮。江西上饒專區公安處長張鎮和處長和鉛山縣縣委書記隨後加入我們。他們二人十分隨和,以後我們都成了時常來往的朋友。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江西的農民過得這麼艱苦。我已經回祖國十六個年頭了,隨侍毛十一年。我在一組中能知道各式各樣的機密消息。我知道大躍進造成了餓殍遍野,農民民不聊生。我知道民生凋敝,但未料到比我想像中更苦。農民們穿著破爛襤褸的舊棉衣,吃的米飯好像是砂子,咀嚼很久也難以下嚥,只配幾根青菜。茅屋簡陋,漏水,四壁蕭條,傢俱全無。狹窄的土路一下雨,泥濘四處飛濺。在石溪鎮上沒有小學,也看不到報紙、雜,或是書。村中成年人幾乎全不識字,小孩子也沒有機會唸書。最近的學校在幾里外,上學的小孩只有很少幾個。

四清工作隊有次從外地調來了電影放映機,露天演出了五十年代中期出品的一部舊電影。農民們各自帶著凳子,周圍四、五十里的人,都趕來看映出。大部分的人都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電影。

我們穿去的單衣棉衣都是舊的,可是沒有補綻,生產隊的農民看了非常羨慕。一位老農民摸著我的棉大衣說「什麼時候我們有這樣的衣服穿,就到了共產主義了。」

村民們對我們都很好奇。王生榮一向生活優越,身材比較胖。我們這組的農民個個骨瘦如柴,沒有人見過像王這樣的胖子。每次王從茅屋出來,村民都圍上去嘖嘖稱奇。大人們問他吃什麼才會這麼胖,小孩子們則跟在他的後面歡叫「看大胖子,看大胖子。」

按規定,應該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農民家太小,很難擠出地方,我們借他們的一個倉,搭起木床,墊上稻草,攤開蓋,架上帳子,成了臨時宿處。我們自己成立了廚房,請大師傅燒飯。為了與農民的生活相差不遠,我們也吃農民吃的硬幹飯。

我的小組負責的那個生產隊,一共有十二戶人家,共同耕種五十幾畝地。各戶有一點自留地,種自己需要的蔬菜。沒有拖拉機、牛馬,只有幾個簡單工具。耕作全憑腿、手的勞動,干一天下來,全身酥軟。這種勞動實際上是將人變成牛馬。田地小,耕作技術原始,收成自然貧乏,再扣去稅糧後,農民更是所剩無幾。

世界在進步,科學技術在發展,可是中國耕種仍然依循幾千年來的舊方法。在這種狀態下,空喊躍進,豈不是自欺欺人。我不懂中國為什麼不將精力和智慧拿來發展節省人力的農耕機器,幫助農民脫離落後和貧窮呢?我跟汪東興提起,我不解為何解放十六年後,廣大農民仍然如此貧苦?他只說,許多地方更苦。

 

汪所言極是。在江西有些婦女是一九六〇年前後,從安徽逃荒來的。在安徽沒有糧食,再待下去,會餓死。於是拋下丈夫和子女,逃到這,又找人結合生了孩子。這時雖然農村情況稍有好轉,但是她們也很難回去了。

在這一片貧窮景觀中,我們的工作是領導階級鬥爭。大躍進失敗後,毛認為三年困難時期的導因是生產隊的基層幹部貪污,他們從中揩了農民的上交糧,因此不是錯誤的政策引起飢荒。

而這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和清理工分的所謂「四清工作」,其實是庸人自擾。我們仔細查了生產隊會計記下的賬。全生產隊只有這位會計認識有限的幾個字,這本賬真是「爛賬」,誰也無法弄清楚上面記的是什麼。好在全生產隊只有十二戶農家,做了世代的鄰居,對彼此瞭若指掌。全生產隊有多少財物,社員都清楚。全隊打多少糧食,每家分了多少,大家也都一清二楚。全隊實在窮得很,就算幹部想貪污,也根本沒有財物可貪。

這也不是說真的沒有貪污問題,是有,只是在公社和縣及省一級的幹部。這一級幹部才有權力向農民收稅糧,併為所欲為。他們才有權力腐化。

農村中仍在瘋狂進行著地主和貧農、封建主義和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共產黨接收石溪後不久便施行土改,地主和富農被剝奪了所有的財產,全家都受其他村民管制。目的是讓地主、富農(包括他們的妻小)在勞動中強迫改造。

每逢假日節日,地主、富農都要集中起來,聽生產隊負責公安工作的社員或生產隊長訓話。令人最難受的是,隊裡出一點事,例如牛吃草時,雜草內有碎的一枚鐵釘,一同吃下去了。事情沒有查清,就開始不分青紅皂白地斗這些地主、富農的子女。

我們工作的這個生產隊,有一個地主的兒子,一天到晚不聲不響在農田幹活,在受「管制」。我們打聽了他的家史,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他生身父母窮得沒有飯吃,將他給了這個地主。地主名義上收養他做兒子,可是實際上是個苦力,苦活、重活都由他做,吃的很不好,穿的是地主穿破的衣服。土地改革以後,給他定為地主子女。

這隊另一位,他的祖父是地主,早已死了,父親不是地主,卻仍然屬於地主子女。不管他幹活努力,早起晚睡,仍然事事受歧視,在我看來簡直是受虐待。但是這種狀況,誰也不能加以改變。

直到我離開的時候,雖然一再替他申訴,也不能解決。甚至有一位「好心人」勸我「你想想你是主席的醫生,替地主子女說話。如果有人將你這舉動告了上去,你可吃不了,要兜著走。」

任何人替地主說話,即使是被冤枉的「地主」,也有可能因此惹禍上身。這就是毛的階級鬥爭。因為原來的地主、富農,經過這十六年的「管制」,已經只有零星幾人活下來,其他的早已死去,這些「子女」自然成為階級鬥爭的對象。我常想,毛說,階級鬥爭貫穿整個社會主義這過渡時期,要五十年到一百年,那麼這些「子女」的子女的子女,永遠脫不了這一鬥爭的厄運。

後來,文化大革命初期,幹部子弟,特別是高級幹部子弟提出的口號「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即曾盛行一時的「血統論」),正是這種階級鬥爭觀念的反映。

 

中國農村的殘敗凋敝,階級鬥爭的荒謬不公,以及我的無力感,在在使我心灰意冷。解放十六年後,中國農村不進反退,共產黨的政權猛苛殘酷。以前在封建時代,平民布衣仍有晉登龍門的機會,而有「帝王將相寧有種乎」的激勵人心的認識。但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體制,這些受「管制」的「子女」卻永遠不得翻身。

我的確從四清工作中得到教誨,但不是毛以為的那種。我的疏離感更深,我對共產黨更加不滿。高級幹部在錦衣玉食,極其奢華的同時,農村農民生活之艱難超乎我的想像。共產黨做了什麼好事?毛的革命所帶來的偉大轉變在哪?我的四清工作隊到農村來,是做所謂的「階級鬥爭」工作,又有什麼用?我們離開農村後,農民的日子仍會一如往昔。

我的政治不滿越來越高漲,但我仍保持沉默。

 

作者:李志綏

來源: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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