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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歷者:文革對未成年人泯滅人性的馴化

歷史 雅婷 2个月前 (04-26) 86次浏览

親歷者:文革對未成年人泯滅人性的馴化

未成年人,是當今最盛行的說法,有的國家定為20歲以下,有的國家是16歲,而在我國,目前定在18歲以下,並有《未成年人保護法》頒布。不過,在我小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未成年人保護這一說,還竭力鼓動少年兒童向大人看齊,不惜生命與階級敵人作鬥爭、不顧個人安危搶救國家財產、遠離父母上山下鄉、放棄學校學習去「三大革命實踐」中鍛練、堅決與有問題的家庭劃清界限,而在文革中,學生批判老師、孩子揭發家長、晚輩鬥爭長輩,更是社會生活的主流。

放棄讀書崇拜領袖批判老師鬥爭長輩

文革發動那年,我正在北京讀小學三年級。三年級以前,學校還要求我們見了老師要鞠躬,我鞠躬很到位,經常受老師表揚。1966年以後,不但向老師鞠躬不需要了,而且優秀老師幾乎都成了批判對象。我就讀的府學衚衕小學一連揪出了多位老師,其中,校長是走資派,被剃成陰陽頭,她的兒子姓高,和我同班同學,從此就不來上課了;和藹可親的王立人老師成了軍統特務;還有一位教體育的田老師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據說在三年饑荒時期曾泅渡投敵,但沒游過去;我的班主任孫紋綉,溫文爾雅,對待我們如慈母,最後也被停課接受批判,原來她的父親是孫良誠,毛選裡點過名的人物。

我哥哥與我同校,他的班主任姓王,經常來我家和我的父母聊天,身邊還帶著一位智障女孩,也是我哥哥的同學,北京衛戍區司令的女兒。智障是近些年從臺灣傳來的稱呼,過去我們用的都是些很難聽的辭彙,比如傻子等等。王老師的牢騷也讓我記住了另一種聲音,她說小學校長才是科級,怎麼也是走資派?孫紋綉從前不過是養尊處優的大小姐,怎麼會反革命?但王老師很快就不來串門了,因為打砸開始了,各種反黨集團、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不斷被揪出,社會混亂不堪,最後連那位智障同學的父親也成了「楊余傅反黨集團」的頭子,她不知去了哪裡。

文革開始,課本也停用了,我們以學習毛主席語錄為主,再加點算術,音樂課都是歌頌毛主席的內容,老師教的第一首歌是《阿瓦人民唱新歌》,用一架風琴伴奏,旋律很好聽。那個年代,「學會的第一首歌是《東方紅》,學會的第一句話是毛主席萬歲」,是全國人民經常使用的套話,報刊上用,發言時用,連小孩子都會用。但實際上我最喜歡的是《阿瓦人民唱新歌》,雖說這也是一曲讚歌。

有一天,學校門口開始重新設計影壁,一位美術老師站在那裡日夜畢恭畢敬地作畫,沒多久,油畫「毛主席來安源」在我們學校也複製成功了,這幅畫當時普及全國各個角落。從此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早上一進校門就要向這幅畫鞠三個躬,然後湊在一起高舉《毛主席語錄》,呼喊: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林副統帥身體健康、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祝福三遍是必須的,還要高唱《東方紅》,進了教室上課時再唱《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放學時則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有一段時期還要背誦《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坐在教室裡的標準動作就是手握毛主席語錄的下方,將語錄封面朝外,放在胸前,目視前方,這也是所有男女老幼端坐或站立時的統一動作。

那個年代,除了領袖像遍佈任何場合、任何地方外,就是像章大氾濫,五花八門、各式各樣,不僅人人胸前別著一個,家裡還都有幾十個、上百個、甚至上千個。我們院裡有個歷史系教師自己在家開作坊,專門製作毛主席像章,據他兒子告訴我,一共做了一萬多個,什麼材質的都有。前幾年,一位部隊文工團的朋友去朝鮮訪問,回來後大發感慨,他說即使領袖崇拜,人家也比我們嚴肅百倍。在朝鮮,像章有一定之規,不許亂做,呼喊萬歲的聲音則是排山倒海,最終匯成一股聲音,而他當年多次參加毛主席檢閱紅衛兵,百萬人喊聲雖然巨大,細聽還是雜亂無章、此伏彼起。

那時我們這些孩子受社會風氣的影響很大,我經常跟著小夥伴去撒傳單,因為我們是人民大學的教師子弟,所以傳單有人大三紅的、新人大的、紅梅戰鬥兵團的,這些都是人民大學的群眾組織,傳單上寫的全是些揭發批判「黑幫分子」「走資派」「叛徒」「特務」的文字,還有漫畫,傳單撒出去後,街頭大人蜂擁而上,爭搶傳單,看了這樣的情景,我們的心裏很過癮。我還經常把外面的一些宣傳品帶到學校,記得有一次我搶到了一幅「百醜圖」,上面都是黨政領導人的漫畫像,從劉少奇開頭,一直到省委書記和部長,孫紋綉老師當時還沒被停職,她見到後很不滿,叫我今後別拿這些東西來學校了。

我們小學的高年級同學很快都戴起了紅袖箍,男女同學個個身穿綠軍裝,紮著皮帶,還騎著自行車,下車後一定要手持鋼絲鎖,插著腰。這身打扮和姿勢在當時的街頭巷尾最時興。鋼絲鎖可以隨時抽打地富反壞右和走資派,也可以與對立的其他組織武鬥,打群架,以此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其中六年級有位同學姓李,是個高幹子弟,經常來我家找我哥哥,而我哥哥其實才四年級,特別喜歡跟著這位姓李的大哥混。李大哥經常過來告訴我們兄弟三個,什麼如今最流行,從他那裡,我們知道了如何搶軍帽、以後還知道了「拍婆子」。那時戴綠帽子很盛行,一次,他來的時候戴了頂厚帽子,也是綠的,兩邊的帽耳朵放下來很暖和,紮上去很帥氣。我哥哥看見了也想要,我父親設法去買了一頂,沒想到戴了不幾天就在街頭被人家騎著自行車一把擼走了。李大哥知道後,問了被搶的位置,第二天便要了回來,我們因此更加欽佩這位大哥了。但沒多久,他就因為參與武鬥被拘留,被定為「聯動分子」,後來又聽說被釋放,最終也沒再見過。

文革前,我母親為我們兄弟三個念過《紅岩》,讓我們背誦過《革命烈士詩抄》,在廣播裡聽過《青春之歌》《王若飛在獄中》《革命一家》,看的電影有《滿意不滿意》《今天我休息》《錦上添花》《紅日》《冰山上的來客》《昆崙山上一棵草》,文革開始,才知道這些都被定為毒草。當時的電影、小說好像絕大多數都被定為「封資修」的毒草,我讀過一本由紅衛兵編寫的《60部小說毒在哪裡》,讀得非常細,還學會了裡面的各種形容詞。破「四舊」運動到來時,我家裡趕緊將《普希金選集》《日日夜夜》《古文觀止》等藏了起來,但院裡的幾位小朋友揭發我家裡的小人書都是反動黑貨,我只好將這些小人書抱了出去,這是些由《水滸》《三國演義》《西遊記》改編的連環畫。院裡燒書的火堆整整燃燒了2天,許多線裝書、世界名著都被中學來的紅衛兵和大院裡的小朋友扔進火中。

小說《紅岩》作者羅廣斌是叛徒而且最終畏罪自殺的有關文字和消息,我在大字報、紅衛兵小報上看了不少,印象很深。覺得階級鬥爭真是尖銳複雜,老師、叔叔、阿姨還有外面那麼多人都是叛徒、特務、反革命,連《紅岩》都是大叛徒寫的大毒草,看來階級鬥爭這根弦一定要繃緊。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一定要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時刻警惕階級鬥爭新動向,是我們早在文革前就接受的教育,文革中間又加劇了這種教育。那個時期,大人都投身文革,小孩基本沒人管,想管也管不住了,打架、砸玻璃、起鬨,成為孩子們的日常生活。我家住在張自忠路三號,從前稱作鐵獅子衚衕一號,所以大家都叫鐵一號。鐵一號大院裡誰家大人被揪出來了,我們就朝誰家扔石頭,彈彈弓,欺負誰家的孩子,我們還特別警惕陌生人,一見有不認識的人出現,就會跟蹤、尾隨。院裡的公共樓道和民國時期的老建築—灰樓,沒有一塊完整的玻璃,全被砸碎了;學校裡的玻璃也常常被同學們砸破,老師根本管不了。院裡還常常被人舉報有反動標語,警察不時跑來,又照相又偵查,但我看了半天也沒看出個所以然來,只看出毛主席三個字,其他模模糊糊,其實就是亂寫亂畫。

在街頭看游鬥是我們每天的生活內容。鐵一號院子裡的游鬥是邊走邊鬥,脖子上掛著大牌子,在院子裡繞了一圈,最後走到那座民國老建築灰樓前停下。這裡是個較大的空間,既可以讓過往行人都看見,也可以聚集起上百人。被斗的人都是站在台階上,低頭對著大門,一斗就是幾個小時。也有鬥爭的群眾認為被斗的不老實,就將幾把椅子、凳子摞起來,讓被斗的那位高高立在上面。我見過一位從歐洲留學回來的副教授,因為工資被凍結,實在沒錢買東西吃,餓極了,就在東四九條副食品商店裡偷了7分錢一包的人蔘果,結果被售貨員當場抓住。批鬥他時就是站在了兩把椅子上面,好像演雜技那樣,專門去取椅子的那位叔叔與我父母很熟,他說,這樣才能讓大家都看清他的醜惡嘴臉呀。而馬路上的游鬥常常在卡車上,時常看到路上有游鬥的卡車或緩緩駛過,或疾駛而去,上面不是一人就是數人,被兩側戴紅袖箍的人按著頭,反扭著胳膊,呈噴氣式模樣。卡車的駕駛棚頂安放著高音喇叭,插著紅旗,一路呼喊著打到、砸爛的口號。

在學校裡,被批鬥次數最多也是最殘酷的是田靜一老師,大約快50歲了,以前她從未教過我,但我卻在學校禮堂參加過多次批鬥她的大會。每次在台上,她都被高年級同學強迫做「噴氣式」。她的罪名是歷史反革命加房東。我還被班級選為代表,上臺批判田老師。那次批判會,我腳穿翻毛皮鞋,說到激憤處,猛一跺腳,嚇得田老師向後一閃,以為我會踹她一腳。

文革發動沒多久,紅衛兵還將「勒令」貼到了我家門口、我的祖母當年被劃定為地主成分,所以此時也在劫難逃。她每天被迫站在北京鐵一號大門口,與幾十個老弱病殘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加資本家一起受批鬥,渾身沾滿路人的吐沫,還有人不停地向他們身上扔石頭,常常被砸得頭破血流,最後又被一起遣送原籍勞動改造。臨行那天,祖母被剃成陰陽頭,不得不在頭上裹著條頭巾,正好我放學回家,在路上遇見她背著包袱往外走,她一見我就大聲喊我的小名,而我卻不敢上前。沒想到這一喊,竟成永訣,回到上海嘉定婁塘老家後不久,她的屍體就漂浮在池塘裡。當時公安局來電稱「畏罪自殺」,可上世紀80年代我去嘉定,當地檢察院卻告訴我也有可能是他殺,真相一直難辨。那個年代,北京火車站的每一天都是一幕幕淒慘的景象,一群群年邁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反革命,有的被剃成陰陽頭,有的衣衫襤褸,有的蓬頭垢面,個個猶如被打上了印記,一看就是被遣返回鄉的「黑七類」。他們拎著包袱,低頭匆匆往車站裡走,路人可以肆意向他們吐痰、扔石塊,甚至踹一腳,打一拳。返鄉的一路上,他們在車廂裡也是乘客羞辱的對象,在長途汽車同樣是眾人欺負的弱者。

我的母親曾是中共上海地下黨員,文革期間先被關押,後又送水泥廠勞動。1969年下放江西的前夕,軍代表和我母親的一個學生忽然來到我家,召集我們全家開會。那個女學生個頭很高,其父是軍級幹部,所以披件軍大衣,趾高氣昂。她高聲要求我們幫助母親找出問題,認清歷史,端正態度。幸虧我那時沒有犯傻,最終也沒有站出來揭發批判自己的母親。而我家鄰居的孩子,只比我大一歲,他的父親在一所大學任黨委副書記。一天,紅衛兵將他的父親揪來大院游鬥,說是讓鄰居認清反革命黑幫分子真面目。他的父親低著頭,戴著紙糊的高帽,邊走邊敲鑼,喊「我是黑幫」;而他,則牽著一根繩子,繩子的另一端就套在他父親的脖子上,嘴裡不斷高呼:我要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劃清界限!在我居住的那個大院裡還有一家,父母分為兩派,姐妹二人各隨一派,天天家裡爭吵不休,互相揭發批判,都自稱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

高喊打倒圍觀抄家領教武鬥下放勞動

那個年代,我們這些孩子除了學語錄、唱頌歌、向領袖像鞠躬、批鬥老師、打群架、砸玻璃外,就是每天等待喜報和捷報,學校要求我們晚上只要有重要廣播,都必須在廣播後到校集合,然後遊行、學習。最新指示發表、全國山河一片紅(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九大閉幕,我們無不上街慶祝,高呼口號,一直折騰到深夜。我們還參加浩浩蕩蕩的遊行大軍,相繼到緬甸駐華大使館、印尼駐華大使館、蘇聯駐華大使館門外示威,嘴裡高呼過「打倒吳奈溫」「打倒蘇哈托」「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柯西金」,尤其是蘇聯駐華大使館前面那條路不知去過多少次,珍寶島事件發生後,我們的遊行更加起勁,嗓子都喊破了,那條路也早被改為「反修路」。但我也很奇怪,自那以後40來年,除了戰鬥英雄孫玉國的事跡外,珍寶島就好像消失了一般,一直離開了社會輿論的視野,難道領土問題也分時段?

打倒劉少奇、打倒劉鄧陶、打倒彭羅陸楊、打倒楊余傅、打倒王關戚,是文革前期我們這些小學生都掛在嘴邊的口號,而抄家,在那時最為常見,我經常跟著四周的小夥伴一起去看院子裡的抄家,其情其景至今歷歷在目,只見屋主人低著頭站在門外,屋裡的東西被翻得亂七八糟,一箱箱的東西被裝上卡車運走,書籍、手稿、筆記本、相冊、繪畫、書法、首飾、存摺等,都在被抄之列。那時的抄家由誰來定,似乎沒有一個準確的說法,據我所見,有專政機關,有群眾組織,甚至也有幾個紅衛兵自己就能敲定。那個年月,夜半查戶口也是一景,家裡的大門半夜裡突然就會被擂響,有人在外高喊查戶口,每次開門後進來幾個人,有時只有一兩個人,既無證件,也無制服,手持手電筒筒,四下察看一番,然後揚長而去。

我從紅衛兵小報和父母的口中得知全國武鬥很盛行,最厲害的是保定、鄭州、柳州、重慶、武漢,遠比人民大學的兩派對壘凶殘得多。有一位遠方堂兄住在廣西柳州,一天忽然間投奔到我家。據他說是躲在貨車裡逃出來的,他所在的那一派受到另一派和解放軍的進攻,除了飛機,什麼武器都用上了。有人用一根鐵棍向他砸來,幸虧他用左臂一擋,才保住性命,可手臂卻斷了,我們因而稱他為「斷手哥哥」。我和父親陪著「斷手哥哥」去動物園,在那裡看見一個比我還小的男孩正乞討,「斷手哥哥」告訴我們,這個男孩與他同在一列火車上逃出了廣西,男孩的父母在武鬥中雙雙喪生。

在小學,學習的榜樣是劉文學,還有龍梅和玉榮,所以,我們腦海裡被深深植入這樣的意識:見到階級敵人破壞一定要奮不顧身去鬥爭,見到集體和國家財產受損一定要捨生忘死去搶救,改革開放以後才知道,這與世界上很多國家的未成年人教育截然相反。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文化教育是雕塑《收租院》,學校專門組織我們去電影院看記錄片,說是接受階級鬥爭教育,結果留下了兩個難忘的形象,一是水牢,二是大人也喝人奶。經過多少年之後,水牢大概人們早已忘卻,可喝人奶竟然成為一種集體記憶延續下來,化作許多老闆和領導的偏好。那時小孩子之間流行一首兒歌《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聽起來似乎個個崇尚拾金不昧,實際上歌詞早被改成: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把它交到賣冰棍的手裡邊,賣冰棍的把頭點,我高興地說了聲,孫子,找錢!

講用會也是我們的課堂內容,講用就是講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因為我們是小孩子,所以講的都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語錄的經驗。有時請外面的模範人物,也有時就是自己講。大家講的最多的就是如何鬥私批修、狠鬥私心一閃,因為講得過於頻繁,所以就拚命想法編故事,不然,無話可講。我們最喜歡編的是在路上如何撿到一毛錢、五分錢,原本想自己揣兜裡,拿著買冰棍買糖果,後來想起了毛主席教導「要鬥私批修」,所以就交給警察叔叔,或者老師。交警察叔叔可以瞎編,但交老師不能不確有其事,因此,有的同學就自己交出零用錢,以便獲得表揚。勞動時想偷懶,後來腦海裡響起了毛主席的教導,也是同學最愛講的故事,這種故事的好處就是真假難辨,永遠無法證明。

在這樣的環境和教育中,到了1969年,中共九大以後不久,我的一家被下放江西余江。我的父親先去了那裡的五七幹校,過了大約半年,我們和母親才從北京坐了2天2夜的火車到達鷹潭,當時鷹潭稱鎮,半夜又轉乘輪船沿著信江,由水路抵達錦江鎮。我的父母下放的五七幹校在劉家站,一個小火車站,而我們兄弟三個則獨自住在錦江鎮,那年哥哥13歲、我12歲、弟弟9歲,自己照顧自己,一個季度才能與在幹校勞動的父母團聚一次。我們吃飯可以去五七幹校駐錦江聯絡處的食堂買,最困難的是去井臺打水、挑水、洗衣服,稍一不慎就可能掉進井裡,

錦江鎮位於信江中游,是座千年古鎮,也是過去的縣邑所在地,街道兩旁店舖鱗次櫛比,還有座很有名氣的天主教堂。可惜,自從私營商業被取消後,店舖大都關閉,成了住房。我家開始住在一家原先的裁縫舖裡,面積不小,後面有灶間,前面有鋪面,上面有閣樓,本來住在這裡的裁縫一家早已經被下放到偏遠村子裡去了。因為這裡潮濕,半年後我家又遷到不遠處的一家樓上,樓下住的是房主,出身地主,他每天早晨都在兩個民兵的押解下去勞動,可算一算年紀,1949年他也不過就是個少兒。

錦江鎮的中小學合在一處,已經改名為五七學校,其中小學只有5年級。課本就是大字本的毛主席語錄,再加點算術和唱歌,一週還有3天是勞動,往6公里之外的農場送糞。我們這些孩子都是一根扁擔挑著兩個籮筐,前後裝著滿滿的大糞趕往農場,學校規定一天必須挑4個來回。唱歌除了唱毛主席的頌歌外就是歌頌解放軍,有一首歌我至今記得,用的是當地民歌的調式:「我們地解放軍好、解放軍好、解放軍好啊啊啊,毛澤東思想舉得高,舉得高,舉得高奧奧奧……」學唱樣板戲這時也已經進了課堂,一次,全班同學整整唱了一節課的郭建光「要學那泰山頂上一青松」。在江西,解放軍在任何場合都可以不排隊。1970年的過年前夕,我哥哥一早就出去買憑票供應的節日肉,可排到傍晚才買到一個豬頭,他說,肉都被前面的解放軍家屬買走了。從那時起,我和哥哥都想當解放軍,當解放軍起碼有買東西不排隊的特權。

在五七幹校,有幾件事情讓我產生了與通行的教育不大一致的模糊想法。我騎著自行車走了50多里路去劉家站看我父母,幹校的男女一律分開居住,父母相距很遠,我住在了我父親那裡。當我看見有些叔叔不但農活幹得不錯、蓋房子的手藝挺高,而且餵豬也餵得好時,難免疑惑,因為幾年來的教育都告訴我們,知識份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五穀不分。當時馮其庸與我父親住在一個屋裡,一下工就在那裡埋頭讀書。他告訴我,他出身中農,從小就下地幹活,都是白天務農,夜裡躲在蚊帳裡捧讀,耕讀是中國的傳統。我父親種的南瓜還讓當地的老表很驚訝,聽見一位老表問他:陳老師,您的南瓜為什麼種得這麼好啊,我父親回答,多動腦子多看農業書就行了。後來五七幹校被撤消後,他們在劉家站蓋的一批房子竟成了當地的搶手貨,因為質量特別好。

該學的不會沒用的都知道扭曲的知識塞滿一腦瓜

1971年,我們全家終於相繼回到北京,又沒多久,發生了九一三事件。

那年,我踏進了人民中學讀初一,進了學校才發現,我居然連小數點、漢語拼音都不會,錯別字連篇,好在我不算笨,也知道讀書的好處,很快就趕上了,數學課拿到了90分以上,還學會了用漢語拼音查字典,歷史、地理、語文老師都很喜歡我。這時,雖說還有考試,但考試不影響升學、無關畢業,再加上人人都知道未來不是當工人、入伍,就是下鄉插隊,所以沒多少人聽課。我們全班30多人,只有7位同學專心聽講,其他人都是在課堂上睡覺、聊天、瞎玩。

那時的老師很有水平,我就讀的人民中學,後改為165中學,有著百年歷史,曾經是所教會學校,所以擁有不少一流的教師。數學老師劉淑訓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我剛進學校時她還戴著大口罩在掃地,因為被懷疑為日本特務,後來終於走上講臺,依然留著個「特嫌」的尾巴。歷史老師時宗本曾先後在輔仁大學和燕京大學讀書,地理老師王守讓則畢業於輔仁大學,即使1949年以後讀大學的老師讀的也是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這樣的名牌大學。但是,當時由於大學畢業的師資不足和政治的需要,已經開始讓中學畢業的學生教書,主要教政治和當輔導員,結果,我們學校發生過多次老師和高中學生談戀愛的風波。

我在165中學讀了初中和高中,共5年,有語文、數學、政治、歷史、地理、化學、物理、外語、農業基礎知識、工業基礎知識,最後這兩門新課程就是為了將來進工廠、下農村做準備的,後來的經歷證明,基本沒用。

語文課其實和政治差不多,所有課文都圍繞著階級鬥爭,有的課文實在難以稱之為語文範文,只能說是合乎當時政治需要的階級鬥爭範文。魯迅是當時推崇的文化巨人,已經被形容得比共產黨員還共產黨員了,所以,課本裡必然會有他的文章,但都是《論雷峰塔的倒掉》《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友邦驚詫」論》《祥林嫂》《孔乙己》這樣的文字,經過老師的解讀,我們從中得到的是封建禮教吃人、反動勢力一定要打倒這樣的信息,從此也知道梁實秋、林語堂、楊蔭榆都是反動派的幫凶。文言文雖說也被選入,但像《東郭先生》一類的文章,其目的就是告訴我們對敵人絕不能心慈手軟。課文裡還有文革中的報刊文章,我記得選有一篇《楊水才》,因為楊水才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是毛主席讚揚的,他的「小車不倒只管推,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就要幹革命」的豪言壯語是輿論宣傳的。楊水才的事跡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結婚,只讀毛主席著作,有一次他問中學歷史老師在講什麼課,回答是從猿到人,他馬上批評道,講那些幹嘛,還是講講咱們的「老三篇」。

外語課分英語和俄語,那個年代連中文課都沒人聽,如何上外語課?老師只好勸導大家,學英語是因為毛主席還在背英語單詞,而學俄語是將來社會帝國主義侵略我們時可以用得上。我們學的英語是毛主席萬歲、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還有一篇課文《半夜雞叫》,裡面別的沒記住,可周扒皮的那句話:起來,幹活去,你們這些懶鬼!人人都會。我們的英語老師姚景唐畢業於洛陽軍事外語學院,教這些真是大材小用,記得他還教了一句繳槍不殺,我們也記住了,因為他說朝鮮戰爭時,這句英語被改成「葡萄糖一根兒」,教會了所有戰士,從此同學互相打鬧時都喊「葡萄糖一根兒」。

歷史課就是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義和團、五四運動,政治課則是10次路線鬥爭再加秋收起義、八一南昌起義、井岡山會師、五次反圍剿、長征、遵義會議,那個時代,10次路線鬥爭,人人瞭如指掌,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是我們的基礎知識。抗日戰爭,我們所知道的內容就是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而抗戰的主力則是共產黨。少量的革命電影也逐漸被解禁,《地道戰》《地雷戰》《平原游擊隊》《小兵張嘎》出現在電影院裡,成為我們這些孩子對抗戰的基本認識,至於南京大屠殺、臺兒莊戰役、慰安婦,那都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才知道的事情。平型關大捷曾經是我們瞭解最詳細的抗日戰役,連被殲滅人數、被擊毀車輛的數字都記得很清楚,但「九一三」事件後就隱去不提了。

文革前,我們這些少年兒童最響亮的口號是:時刻準備著!而文革期間,全國人民,也包括我們這些學生,「提高警惕、保衛祖國、準備打仗」自始至終響徹雲霄。前些年,北京萬壽路一家以鮑魚聞名的餐館,每天早晨員工培訓的口號竟然也是這一句,足見這一口號早就滲透進我們的血液裡。可以說,我們是在戰備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拉練這個詞,現在打開詞典說是部隊訓練的一項內容,可我們這些初中學生當年經常離開學校、跑到郊區拉練,像士兵那樣學會打背包、背背包,雙腿腫痛、腳底磨泡,都是我們經歷過的事情,為的是戰爭到來可以隨時出征。比拉練更頻繁的是在學校裡挖防空洞,有一段時間每週下午都在那裡挖掘,挖出的土就運到東單公園,我曾經多次跟車去公園卸土,如今公園裡那座小山也有我的一份功勞。我們中學的防空洞與四周的防空洞還連成了一片。為了配合戰備,政治課裡增加了納粹德國發動閃電戰的內容,這讓我們聽得津津有味。此外我們還常去電影院觀看教育片,內容主要是老沙皇和新沙皇如何掠奪我國領土,如何亡我之心不死。

文革裡的戰備教育讓我們的戰爭意識深入骨髓,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許多人與我一樣,在地震那一刻都以為是蘇修扔原子彈了。事實上,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除去自己打自己的文革武鬥以外,境內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戰爭,兩次大規模的對外戰爭都是在境外朝鮮和越南進行的。而60多年來讓中國大陸死傷慘重的一是大躍進、二是文革,還有就是大地震,幾次大地震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可我們從來沒有接受過任何地震防備的基本教育,每次地震都讓老百姓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應對。

憶苦思甜是我們經常接受的階級鬥爭教育。憶苦,是讓我們知道「三座大山」壓迫下的舊社會,國民黨反動派、資本家、地主老財,無惡不作,貧苦人民忍飢挨餓,牛馬不如;思甜,是讓我們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因此要感謝毛主席。我們吃過憶苦飯,那是由糠和爛菜葉子混合而成的窩窩,還聽老工人、老貧農上臺控訴舊社會,但每次控訴都是老一套,所以不生動、也不感人,儘管大家口號震天,但除了幾個特別愛表現的同學痛哭流涕外,其他人好像無動於衷。尤其是憶苦飯,有的同學因為家境困苦,天天吃窩頭加鹽水,而且還吃不飽,所以也沒覺得苦到哪裡去。那時有一句話很流行,叫「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像泡在了蜜罐裡」,可有的同學就說還從來沒吃過蜜呢。那時對外主要教育我們仇恨蘇修、對內主要仇恨劉少奇和林彪,而劉少奇和林彪就是妄圖復辟資本主義,回到舊社會,讓我們「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所以,憶苦也是為了加深對劉少奇和林彪一夥兒罪惡的認識。

瞭解國際時事是我們在文革中的一種生活,身在西下窪、放眼全世界,是我們的座右銘,國際時事主要靠讀報紙、聽廣播,再加老師上課得來的。那時我們對國際的瞭解雖說很偏狹,卻特別細緻,以至連世界上一些小國小黨都格外清楚。

美帝,被我們打倒了許多年,但後來的主要敵人又換成了蘇修,全國所有輿論10幾年中始終以蘇修為靶子,三年困難時期撤走專家、撕毀合同、逼中國還債,而今在邊境陳兵百萬、覬覦我國領土、隨時可能來犯,這些話語,我們大多能倒背如流。尼布楚條約、璦琿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伊犁條約等等,是我們必須背誦的歷史知識。

印度支那三國四方,如今恐怕已經被人遺忘了,可那個年代卻是我們最熟悉的知識,還一再被列入考試的內容,多次遊行都是為了這三國四方。越南是「同志加兄弟」,胡志明是我們尊敬的越南領袖,越南北方的領導人黎筍、長征、範文同、武元甲、黎德壽,我們耳熟能詳,甚至我們都知道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領導人黃晉發、阮友壽、阮氏萍的名字,因為這些名字天天出現在報紙上、廣播裡。

估計我們那代人對柬埔寨政治之熟悉,已經超過了柬埔寨的老百姓了。紅色高棉是我們多年堅持支援的對象,波爾布特、喬森潘是報紙和廣播裡天天歌頌的人物;當然還有西哈努克親王、莫尼克公主、賓努首相,他們的見報率和周總理一樣多,我們經常在電影院裡跟著和藹的「努克」、美麗的莫尼克、搖頭晃腦的賓努周遊全國各地,欣賞美景,吟詩作詞,陪同常常是文豪郭沫若,他們的行蹤幾乎都拍成了記錄片;先是朗諾、施裡瑪達集團,後是洪森、韓桑林,都成了我們打倒的對象,其實這些人長什麼樣當時我們根本不知道,只是隨著報紙一起喊而已。

寮國的蘇發努馮親王、富馬親王,當年念起這些名字,就和我們說鄰居街坊一樣熟悉;澳共(馬列)主席希爾,大概澳大利亞都沒幾人知道,而我們中國人卻最熟知,因為他每次來中國都受到毛主席接見,永遠登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朝鮮是「鮮血凝成的戰鬥友誼」,但那時好像中朝關係不如中越顯得那麼熱烈,只是每當中國來了政治運動,金日成都會表示支持,我在人民日報上就讀過他支持批孔、評法批儒、評《水滸》批投降派的來電。

阿爾巴尼亞是「歐洲社會主義的一盞明燈」,「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中阿兩黨、兩國人民……」這封毛主席致阿爾巴尼亞的賀電還被譜成曲,旋律上口,人人會唱。地拉那,阿爾巴尼亞的首都,改革開放以後我經常問外國人,回答都說不知道,而我們全國男女老少那時誰人不曉?霍查、謝胡,連國防部長巴盧庫,在我們這裡都如雷貫耳,後來,巴盧庫成了反黨集團頭子,我們都說他是阿爾巴尼亞的林彪。

中國當年拚命援助和支持的越南、朝鮮、阿爾巴尼亞,後來都曾與中國交惡,記得尼克松訪問中國大陸後,一位伯伯來我家串門說,阿爾巴尼亞開始公開批判中國,對毛主席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也是全力攻擊。中國在阿爾巴尼亞的眼裡,已經成了中國眼裡的蘇聯。回想起來,當年的革命外交路線真是徹底失敗,口號白喊了、援助白給了、仗白打了、人白犧牲了、歌也白唱了,原來養了一群白眼狼,我們受騙上當不說,還打腫臉充胖子,反不如以後的中美、中蘇、中日關係,獲得的好處特別多。其實,蘇聯和東歐國家一直堅持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作用不小,並不像有人說的那樣,完全是靠「非洲兄弟抬著進入聯合國」的。

我在中學時,正趕上毛主席號召多學點理論,於是我就經常參加課外學習小組,讀了一堆的馬列原著,讀過之後的感覺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越讀越對現實有懷疑,總覺得現在距離馬克思主義太遙遠。文革前期,書店裡除了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著作外,幾乎沒書,而圖書館長期被禁閉,文革後期,隨著批林批孔、評法批儒、評《水滸》的運動,書店裡開始出現一批所謂儒法鬥爭的書籍,儒家都是「供批判用」,法家則是為了學習,一律由工農兵大批判組註釋,這讓我讀了不少書,買了不少書,如果不看前言,不看套話註釋,還是開卷有益。我家有位鄰居曾文經是哲學系教師,忽然間門庭熱鬧起來,一個工廠的工人理論組每天一早就過來,說是和曾老師一起註釋法家著作,可爭吵聲常常從窗戶裡傳出,最後不歡而散。好在那時不是文革前期,社會沒有那麼嚴酷,他沒有因此被批鬥。

文革時期,我們獲得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是靠報紙社論轉引,二是中央文件,連我們這些中學生都經常集中起來傾聽中央文件的傳達。每項指示一出來,都有特定所指,但常常語焉不詳,頗費揣測。文革後期,大家都明白上面有兩股勢力,明爭暗鬥,此消彼長,一遇毛主席指示出來,周圍的長輩都會在那裡紛紛猜測,這是指誰的,那是批評誰的。例如「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這幾句我記得非常清楚,不僅老師、父母、鄰居在議論,同學之間也在傳小道消息。「走後門」在那個時代非常盛行,似乎幹什麼都會想到「走後門」,招工、當兵、逃避上山下鄉,買緊俏商品,都有人「走後門「。售票員、駕駛員、郵遞員、保育員、理髮員、服務員、售貨員、炊事員,這「八大員」是當時最好的工作,更有人靠後門往裡鑽,還有人靠著頂替制度,讓父母提前退休,然後自己頂替當工人。我哥哥高中畢業那年一門心思想入伍,我父親想盡了各種辦法找後門,可我家在部隊實在沒什麼後門,只得作罷。

文革後期,除了8個樣板戲外,終於出版了一些小說,還上映了一批新電影,都是反映階級鬥爭的,也有舊作新拍,浩然是那時最著名的作家。不過,包括8個樣板戲在內的所有新舊作品裡,那時最鮮活最生動的形象幾乎都是反麵人物,而且語言也有味道,不那麼乾癟生硬,讓我們過目過耳不忘,如刁德一、胡傳魁、鳩山、錢廣、馬小辮、松井、湯司令、胡漢三,還有葛優的父親葛存壯飾演的那個講授「馬尾巴的功能」的教授。我讀過的一部有史以來最差的小說叫《虹南作戰史》,也誕生在那時的上海,後面署名是集體創作。電影《閃閃的紅星》是那個時代家喻戶曉的影片,也是最著名的兒童片,可現在看來,一個孩子又殺人又放火,實在是「兒童不宜」,不知為什麼,這部影片時至今日竟然還在電視頻道不斷播出,說是愛國主義。對電影《決裂》,當時我已經心存疑惑。郭振清飾演的那個主角舉著一個長滿老繭的手說,有人講上大學要有資格,看,這就是資格!我想,既然如此,那何必叫大學?乾脆辦個農業小學豈不更省事!實際上,這也是我對當時工農兵上大學的想法。我的三姨夫在天津大學為工農兵學員上課,他告訴我,有的學生連小學水平都不夠,多數人必須從初中開始補起。於是我就發問:那這個大學又有什麼意義?我也常想,大學畢業生甚至中學畢業生都被說成是世界觀沒有改造好,是小資產階級,必須接受工農的再教育,那為什麼不取消大學和中學,讓大家直接當工農不就得了!何必費了那麼大勁,將人培養成資產階級,然後又費勁再來改造?

那時的外國電影就那麼幾部,觀眾都是來回欣賞,情節爛熟於心,如蘇聯的《列寧在十月》《列寧在一九一八》;朝鮮的《摘蘋果的時候》《賣花姑娘》《南江村的婦女》《鮮花盛開的村莊》《看不見的戰線》《永生的戰士》,其中的「600工分」(《摘蘋果的時候》),特務老狐狸還有接頭暗號「你拿的什麼書」「歌曲集」「什麼歌曲集」「阿里啦」(《看不見的戰線》),印象最深;越南電影的名字都忘了,只有一個跳大神的鏡頭,「天靈靈地靈靈」一直難忘。阿爾巴尼亞的電影水平最高,《海岸風雷》《地下游擊隊》《寧死不屈》《廣闊的地平線》《勇敢的人們》《第八個是銅像》,讓我們領略了歐洲電影的手法。這些電影今天看起來實在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但當時都比中國電影好看,朝鮮電影有愛情,蘇聯電影有生活,阿爾巴尼亞電影有情趣,所以,我們百看不厭。

看內部書、欣賞內部電影、去內部書店,是70年代前期北京一些人的生活。我讀過的內部書有《林肯傳》《拿破崙傳》等,鄰居王金陵是王崑崙的女兒,人民大學語文系教師,她翻譯的《這裡的黎明靜悄悄》特意送給我父親一本,前面標明供批判用,我反覆讀了多遍。日本電影《啊,海軍》《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戰》《聯合艦隊》等內部電影,誰如果有幸搞到一張票,就是榮耀,看過之後個個津津樂道,讚不絕口,沒人對日本軍國主義產生什麼仇恨,同學裡還有人非常崇拜山本五十六和神風突擊隊,其中有位團幹部將這種崇拜居然寫進了思想匯報,在學校轟動一時。人民大學當時已經被撤銷,我父親當時被調到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工作,不但常常可以給我帶回來各類禁書,還能開出內部購書介紹信,我時常手持介紹信去琉璃廠的中國書店內部營業部看書、買書,一看就是半天,裡面的幾位店員都認識我,誇獎我會買書,物美價廉。我買了《於湖居士文集》《蘇東坡文集》《經傳釋詞》《經籍纂詁》等,最高價2元5毛,最低價5毛,都是線裝書,可惜那時我沒多少錢,以瀏覽為主,不然可以擁有多少善本珍本啊。

我父親在北師大圖書館的同事中,有好幾位是因歷史問題而不準登上講臺的,有的留日,有的留美,有的留德,都會三門、四門外語,所以被分配到圖書館做編目工作。一位姓賈的伯伯會英日俄德法西5門語言,被定為「特嫌」「有嚴重歷史問題」,他曾抽空教了我半年日語,我至今未忘。如今回憶起這幾位老先生,很替他們遺憾,一肚子學問卻長期不能教學生,算是白白耽誤了。

文革從頭到尾都是與教育過不去,與老師過不去,與考試過不去。開始是斗老師、打老師,學校長期無法正常上課,後來又不斷地掀起事端,運動不停。從馬振福公社中學事件、批判《園丁之歌》,到學黃帥反潮流、學張鐵生交白卷、批師道尊嚴、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老師始終是靶子,而且總會拿考試開刀。後期的這些批判浪潮,我們這些中學生都被要求寫出批判文章,我在班裡算個寫手,又是團支部宣傳委員,所以,黑板報、廣播稿和大字報沒少寫。在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時,學校團委要求第二天必須貼出自己署名的大字報,我只得寫了一張「令人髮指的教育」,不點名地批判我們的物理老師唐潤和。唐老師沒有歷史問題,60年代清華大學畢業,所以在那個課堂紀律十分混亂的年代,敢於站出來維護秩序,愛搗亂的同學們都怕他,而他對我們這些愛學習的學生卻關懷有加,可我實在找不出什麼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問題,因此,他的形象就成為我的批判對象。這張大字報讓我後悔至今。

鄧小平主政以後,整頓工業、交通秩序,遏制了文革以來長期存在的派性鬥爭,改變了許多地方和行業的混亂局面,社會生活趨於好轉,這讓當時的人們都對他心存感激,佩服他的能力。在他再次被打倒的前夕,有幾件事對我的影響很大。一是對周榮鑫的批判,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二是劉冰等人向毛澤東告發遲群、謝靜宜,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說矛頭是對準他的,周圍的鄰居都說這兩個人何德何能,居然能掌管中國最高學府,還是教育界和北京市的領導,無非就是近侍嘛;三是連《創業》《海霞》這樣的影片都曾通不過,令我們感覺莫名其妙。

1975年11月下旬,因為劉冰等人的信而招致毛澤東的批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當時北京很多部門都在開「打招呼會議」,會上宣讀了《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其中的話,我記得非常清楚:「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從此,社會上謠言四起,不滿情緒日益明顯,連我內心的反感也在增加。

從那時起,我一步步走向醒悟。

來源: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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